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可这奋斗一时半会儿无法见效。我想，女人是给人爱怜的，没有那点怜惜，那爱就没有根底，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托不住。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心里没有我，那还有什么意思？”我还赔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假思索地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又说：“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又想，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经过了许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我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不同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我都装着听不懂，忍了，忍了。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一点安慰，平民也可以坚守自己心灵的高贵。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父亲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书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做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一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学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他说的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过一次，印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的是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分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见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连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到底我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夏日的夜晚，我在街头漫步。凌晨三点，我翻过围墙，回到了宿舍。

第一篇

五

在那个炎热的上午，我走进了省卫生厅大院。我准备去厅办公室报到，然后把关系转到中医研究院去。在办公大楼前，我非常奇怪地被楼前那一架紫藤吸引了，便移步过去。紫藤叶密得几乎不透阳光，茎干泛着暗绿，如少女腕上脉脉的血管，弯弯曲曲地生长上去，一串串果荚垂下来，毛绒绒的很可爱。在绿叶的荫庇下我身上的汗消退了，心中莫名其妙地轻快起来。

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轻人，埋头写着什么。我咳了一声，他抬头扫我一眼，又埋下头去。我只好开口说：“同志，同志，我来报到的。”他眼皮慢悠悠向上翻一翻，头也不抬起来，说：“有话就说。”我把派遣证摊在桌上，一根手指头顺势在“医学硕士”几个字上一划。他斜了眼一瞥，似笑非笑地一笑，不理我。我退到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来浏览，心里为刚才那一划感到惭愧。好半天他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