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他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我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走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那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一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四十五

回到厅里我们十个人住进随园宾馆，把材料凑在一块，在丁小槐的主持下，讨论了两天，写出了调查报告的提纲。丁小槐把提纲拿回厅里去了。我们玩了一天，他回来了，把厅里的指示传达了，对提纲作了几点修改。几个人分头去写报告，交流的时候大家隐约闪烁含糊其词地开着玩笑。一个人说：“我们这个报告的精确程度天下少有，都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了。”另一个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当然也离不开江主任的领导。”江主任装作听不懂其中的意味。我想着这么大的事居然也可以这样来操作，真的不可思议。开始时一个大人物有那么个意思，结论也就真的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我这才知道大人物的意志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想一想天下不知有多少事情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心中就发慌，感到恐惧，我们看到的世界原来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样子。

发病率比上一次统计还是有所提高，原因是连续几年涨大水。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把发病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后的调查数据这也就出来了。报告作最后的定稿时，我还想挣扎一下，说：“这几年连续涨大水，发病率可能会提得更高一点，涨了大水。”没有人接我的话，好一会儿有人说：“算了，大为，算了。”我说：“那就算了？”望着江主任，江主任说：“总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然你跟丁处长马厅长汇报去？他们说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大家都笑起来，我也陪着挤出一个笑脸。我看着他们心里想：“你们都是人，还是知识分子，一个个聪明过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没人愿出来说一句话。”我想把问题提出来，有几个人应和，情况也许会有所改观，可就是没人响应。一声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儿卖了。不说良心和责任，大家都是学医的，说人性吧。一份报告一百多页，又是图表又是统计数据，装订得像一本书，准备报到部里去。总结会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说这次的数据是历次抽样调查中最准确的。一个人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我捏着一把汗，怕丁小槐听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