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说了真话，我还能活下去，你再不说真话，到以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看到她如此疯狂，我庆幸自己还是有所克制，还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的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汽车在我的躲避中从身边开过，我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世界了。

七十四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子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

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知道他们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能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看见凌若云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能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决定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要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

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悟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一直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改变，这一点我已经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看重权钱的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最近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我讲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我讲着心里也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消解了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功夫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一切。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建立一套价值体系，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依我看，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那套虚的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

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