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吐都像个经济学教授，不太像警察。我陈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静静听着，银发套姑娘坐在幽暗处，双手交叠在大腿上，谁也不看。来了很多电话。还有两个重案组的人，他俩看我的样子就像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某种怪兽。我又开车上路了，身旁坐着其中一个重案组的人，要去富尔怀德大厦。我们走进那房间的时候，哈利·琼斯还瘫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死人脸上扭曲的僵硬表情和屋里酸甜的味道都没变。随行的有个验尸官，非常年轻、高大，面对这样的场面脖子上红色的汗毛根根竖起。还来了个取指纹的，看他忙成一团，我告诉他别忘了气窗上的窗闩。（他在上面发现了卡尼诺的指纹，那钟爱棕色的家伙就留下了这么一处指纹来证明我没有胡编。）

我回到了王尔德家，在一份他的秘书在另一间屋子里复印好的报告书上签字。接着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进来，看到银发套姑娘，他脸上陡然闪过一丝微笑，他说：“你好，亲爱的。”可她没有看他也并不作答。艾迪·马尔斯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穿一套深色便装，花呢大衣外面搭着一条带流苏装饰的白围巾。然后他们走了，每个人都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和王尔德。王尔德用冰冷、愤怒的声音道：“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要再这么不规矩，我就把你抓起来喂狮子，不管谁会为此伤心。”

我就这样躺在床上，看着一小块阳光沿着屋角徐徐下降，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演着这些场景。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斯特恩伍德家的管家诺里斯，声音还是那样疏远。

“马洛先生吗？我给您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所以冒昧打到您家里来了。”

“我差不多一晚上都在外面。”我说，“还没睡。”

“原来如此，先生。方便的话，将军想今天早上见您，马洛先生。”

“等我半个小时左右，”我说，“他还好吗？”

“他卧床了，先生，不过情况不坏。”

我刮了脸，换了身衣服，朝门口走去。接着我折回去把卡门的珍珠柄左轮手枪放进口袋。阳光是那样明媚，在眼前闪烁跃动。二十分钟后，我来到了斯特恩伍德府，驱车开上坡道停在侧面的拱门下面。这会儿是十一点十五分。大雨过后，鸟儿在装点庭院的树丛间狂热地歌唱，阶梯状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座庄园焕然一新，仿佛是十分钟前刚建起来的。我按了按门铃。距离第一次按这个门铃已经过去五天了。我感觉像过了一年。

一个女仆开了门，带我穿过侧面的走廊进入大厅，说诺里斯先生很快就下来。大厅丝毫没有变化。壁炉台上方的画像里还是那双炽热的黑眼睛，彩色窗玻璃上的骑士仍旧解不开把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