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很坏，受人利也难受。比如吃饭，只有人喂，我才能吃，自吃是不好的（一、利己，二、剥夺了别人利他的机会）；我们大家喂来喂去，都是baby-sitter。如此看来，我的生活目的，就是要把可疑的东西强加于人，因此也不能说是高尚。归根到底一句话，毫不利己必然包含虚伪。等到想通了这一点，我也不再持有这样的人生观。从那时到现在想的都是：希望我有些成就，为人所羡慕；有一些美德，为人所称道。但是为时已晚，大好年华已经空过。唉，蹉跎岁月，不说也罢！

诚实与浮嚣

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有一回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它的长处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景象，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同是社会学界的前辈，李景汉先生做过《定县调查》，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县调查》——但若不学社会学，我觉得可以不读《定县调查》，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作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谈《江村经济》，而是谈诚实。以我之见，诚实就像金子一样，有成色的区别。就以费先生的书为例，在海外发表时，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十足赤金式的诚实。在国内发表时叫做《江村经济》，成色就差了一些，虽然它还是诚实的，而且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我们这里有种传统，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做“是”（be），什么叫做“应该是”（should be），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