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劝告清国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词相拒。于是帝国劝说朝鲜改革弊政，内固治安之基，外保独立之权，朝鲜遂允诺之。但清国始终暗施百计妨碍其目的，左右托词延缓时机以整其水陆兵备。一旦告成，即以其力达其所欲，以大军派往韩土，击我舰于韩海；明则转嫁于朝鲜国治安之责。如是，则帝国率先使之与诸独立国为伍之朝鲜地位，同为此表示之条约均将因之而蒙晦，帝国之权利将为之损伤，东亚之和平将为之难保长久。就其所为，深揣其计谋之所在，实不得不谓自始以牺牲和平，而遂其奢望者。事已至此，朕与和平相始终，宣扬帝国之荣誉于中外，

　　开战（5）

　　不得不公开宣战。赖尔忠实勇武之有众，迅速恢复永久和平，以全帝国之荣誉。”[11]

　　令人尴尬的是，原本因朝鲜政府请求而来的中国军队，因为朝鲜傀儡政府给日军的一纸授权，已成为不受欢迎的非法滞留者，而日军则摇身一变，成了代朝鲜政府驱逐中国军队的“仗义”之师。日本政府玩弄国际法的伎俩，不由得不令人咋舌称叹。

　　从两国对此时世界通行规则的掌握、利用程度的不一，似乎不难预见战事的结局。得悉中日因朝鲜问题正式开战，英、法、德、美等列强立即宣布中立，唯独俄罗斯不作任何表态，犹如一只坐山猛虎在观望着什么。中日两国间的这场战争，在西方称为“FirstSino-JapaneseWar”，即第一次中日战争。至于第一次之后被西方称作“SecondSino-JapaneseWar”的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

　　海陆危机（1）

　　牙山、丰岛海陆两次败绩，使得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在朝廷内遭到猛烈抨击。统率北洋淮系海陆军的李鸿章虽然有宰相的尊称，然而清代沿袭明制，实际并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高等枢密机构是军机处，所谓宰相不过是虚名而已。李鸿章的职务仅是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则职权仅限于直隶一省，属于地方官员。驻地在天津和保定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名义上无法直接参与中央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此刻对李鸿章北洋海陆军队进行抨击的，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支极有权势的力量——清流党。不同于今天人们对党派的理解，清流党实际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甚至很多时候和被他们视为敌寇的洋务浊流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派力量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大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传统科举出仕的官员，是举国知识分子的标杆。他们平时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以奏章为工具，议论时政，参劾官员。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这些缺乏国际全局观念、实务经验不足的书斋官员，往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仅仅凭着道德标准，本能地主张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倘若有官员主张对外妥协，则通常会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甚而被诋毁为汉奸。

　　甲午战事发生之前，深知中国军力底细的李鸿章主张以外交手段来避免冲突，不要贸然言战，在清流眼中这显然是一种畏缩的举动，引起好几位御史、言官的奏参。以军机大臣、帝师翁同　为领袖的清流党，背后倚仗光绪帝，早就对经手洋务、多与外国人交涉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海陆初战皆告败北，清流派即对战局的不利大感愤怒，认定原因是李鸿章心存畏葸、调度无方、用人不当，各种弹劾、奏参犹如潮水般涌向李鸿章和淮系海陆军。

　　中日正式宣战后，清廷以开战上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以驻扎在北洋海防线上的淮系海陆军作为与日军作战的主力，由李鸿章直接负责指挥、调遣，而其他各省则没有得到任何具体任务，大都持观望态度。甲午战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以北洋一隅搏日本一国的奇特局面。

　　战前，李鸿章乃至很多西方人士，都估计装备近代化的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实力不相上下，即使一开始偶然遭遇挫折，也有可能凭着兵力、装备方面的优势扳回局面。而中国北洋海军虽然训练较佳，然而装备过于落后，加上后勤保障存在严重问题，倘若与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海军决战，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的战略布署，就在这一自我实力判断下展开。

　　海陆危机（2）

　　陆路方面，早在7月15日，李鸿章就受命抽调北洋淮军，准备增援朝鲜的叶志超、聂士成部。牙山失守，朝鲜南方尽被日军控制，面对迅速恶化的局势，李鸿章制定了以朝鲜北方的重镇平壤为战略要点，紧急增兵守住平壤，以此力挽狂澜的策略。他希望在朝鲜平壤一带集结大型兵团，守住北朝鲜半壁河山，与日军形成陆上南北对峙的局面，从而达到决战于境外，防止战火引入中国的战略意图。

　　7月15日之后，李鸿章陆续调派往朝鲜的军队共分南北两个方向。南路，李鸿章抽调直隶淮军精锐2500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计划分三批乘坐雇佣的外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登陆牙山，加强身处仁川附近的叶志超军。此时，江自康援军除乘坐“高升”的那批遭遇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外，剩余两船先后登陆与叶志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