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战争为什么爆发，是不是有可能加以避免，战争末期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思考这些问题。限于信息掌握的不足，对战争爆发的远因，以及日本谋我的野心，时人很难加以涉及，人们于是就把目光主要放在中国自身因素方面。1894年春，清政府因朝鲜请求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客观上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堕入日人圈套，日本人布下导火索，借机将中国军队拉入泥潭。清政府在宣布承认《马关条约》的罪己诏中，也曾写有充满追悔之意的“仓促开衅”之语。朝鲜政府为何在此时请援，又因为什么促使了清政府派兵，一连串的问题最后都追踪到一个人身上，就是当时清政府派驻朝鲜的驻朝通商事务总办袁世凯。

　　发迹（1）

　　后来以复辟帝制闻名近代史的袁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廷，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叔爷袁甲三是清末太平军、捻军战争中著名的统将，生父袁保中是项城当地豪强。袁世凯自幼过继给无嗣的叔父袁保庆，跟随任官江苏的嗣父寓居金陵，借着父辈的交情，少年时代就和刘铭传、吴长庆等淮军名将相熟。袁保庆去世后，袁世凯至北京跟随叔父袁保恒、袁保龄。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与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交情深厚，又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属于在清流、洋务两派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这些特殊的关系，使得袁世凯进入官场之初，就拥有了很多同代人无法比拟的人脉资源。

　　从袁保龄早期的一些家信来看，他对生性“浮动异常”、“不喜章句之学”的侄儿袁世凯并不满意，经常以书信斥责、教育之。一些同代人也回忆到，袁世凯度量狭窄，工于心机，好大喜功，喜欢用金钱解决问题，很有一种纨绔子弟的习气。沿着诗书官宦人家子弟出仕的传统道路，在叔父袁保龄、袁保恒的督促下，袁世凯曾两度回原籍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袁氏一族分家后，袁世凯独得嗣父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更是不思进取，跋扈乡里，“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游”。[1]1881年，因为“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袁世凯被迫离开原籍，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淮军将领吴长庆，旋即被吴长庆提拔为庆军营务处会办，从此走上了有别于科举正途的另类出仕之路。

　　清代官员选拔的途径，一种是通过科举考试逐级拔选出仕，被称为正途。另外，通过继承先辈的封荫，或者通过花钱捐官，乃至像袁世凯这样以“临时工”的性质先行任职，以待将来通过某种功绩邀得提拔转正，统统视为杂途。正途的官员十年寒窗，一朝腾龙，想要在官场上得势，需要依靠各种亲友、同籍、同乡、同年、贿赂等关系；杂途的官员则更是如此。因而清末官员的任用，并不全是以才适用，多属于任人唯亲。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不少官员走上岗位之初，对这一岗位的工作全无头绪，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揣摩自学，其间不免误打误撞，导致行政效能低下。

　　发迹（2）

　　科举考试失败，借着叔父辈的关系，袁世凯在吴长庆的军中当上了官，但对于幕府工作袁世凯没有任何经验，多年间始终表现平平。直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袁保龄奉命率领庆军赴朝平乱，显得不适合幕府工作的袁世凯终于展示了他在其他领域的才干。为踏勘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袁世凯与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汝昌不由得赞叹“纨绔少年亦能若是！”[2]庆军登陆后，“以久无战事，纪律稍弛”，袁世凯受吴长庆命整顿军纪，“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者，立斩数人”，“有韩绅控奸戮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犯，手刃之”。[3]甚至一名庆军官员殴伤朝鲜人，袁世凯也并不留情，吴长庆出面“乞贷其一死”，袁世凯佯装答应，“以案上图书请吴阅，潜出斩之”。[4]严刑竣法下，一时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因此得到吴长庆赏识，被一举提拔为前敌营务处总管。（营务处为清代临时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以及行营管理。）

　　壬午兵变平息后，庆军留防朝鲜，袁世凯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获升迁候补同知（五品官），赏戴花翎。正值朝鲜政府请求清军帮助训练和武装朝鲜新军，袁世凯和朱先民、何增珠三人被吴长庆派遣，分别帮助朝鲜新军编练。袁世凯在对所部展开训练时，进一步展露其在军事方面的才干。

　　“慰亭使译者传谕五百人云，中国练兵，非汝国儿戏比，苟不听约束者，立刻军法从事，五百人咸股栗听命。每日操演时，王教习（袁世凯调用的教官）持鞭睨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抽，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阅操，居然可观，国王大悦。”[5]

　　从此袁世凯获得“能军”的声名。“韩人感戴若父母，妇孺亦知敬爱公……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公。期间吴公（庆军统领吴长庆）屡赴津就李相（李鸿章）议事，常数月不回，留公护诸营……”[6]

　　1884年，借中法局势紧张，深忌吴长庆与两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