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序言

本卷中各篇访谈的被访者，都居住于北京城的郊区，也就是北京城的城墙之外，所以我以《城墙之外》为本卷口述命名。

不过，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京城郊区，指的并不完全是北京市郊现辖的行政区划。如果约略言之，在北京的城墙未被拆毁以前，城墙之外就是城郊；在城墙被拆毁之后，郊区一度曾指二环路以外。事到如今，城里城外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三环之外有四环，四环之外有五环，五环之外有六环，环环相扣，也许不再有止境，通州、房山不是都已经与海淀、朝阳一样称“区”了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人们还常常挂在嘴边的“进城”“出城”等词汇，不知不觉间就已不再使用了。总之，清朝灭亡已近百年，北京城郊的界限一直处在变化和扩大之中，但详叙这一沿革，并不是这本口述史的事。所以，我这里所谓的城郊，可以简而又简地一言蔽之，就是与城墙以内的这座城市关系特别密切的“城外”。当然，即使这样，这个“城外”的范围也过于广阔，我其实只是在这些地方选择了几个零星的点，或者说，就是选择了几个人。而这些人，并不像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是“农民”“乡下人”，从他们自己甚至再上溯到他们祖上，往往都不是农民，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在1949年之后曾被划入农民户口。

本来，对于一部讲述北京人的口述史来说，仅仅城墙之内的百姓生涯，已经足够完整，足够独立成篇，而我之所以还要冒画蛇添足的危险，在城郊选择几个点和一些人，而且专列成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北京的城郊虽然也以耕地农田为主，却不是一般人们想象的农村，而有着与城市息息相关的特性，尤其在城市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之间的、围绕城市的地段，那是城市的延伸，是城市的边缘，也就是说，是城市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地段内，生活着大量与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口，对这些人和他们与城市的联系，我会在下面的部分一一展示出来。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