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公报》，那会儿糊棚，哪儿有钱去买大白纸糊啊，就是看完的报纸，大公报，躺那儿一看就是《大公报》，所以对《大公报》这么印象深呢。货币贬值了，他说是好事啊，他说哪国都愿意自己的货币贬值，美元它愿意贬值，它贬不下来。他给我讲过，你为什么能置这么多钱，你得有那么多东西才能置这么多钱，你有一万块钱的东西，才能印一万块钱。贬值怎么好呢？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咱们三人都卖杏儿，他卖8毛，他卖7毛，我卖6毛，我这杏儿便宜，大家都买我的，他们两个的卖不出去。我卖完了我使这钱又买一回杏儿，我坐这儿还卖6毛，但是我这钱循环了两个圈儿，我挣着钱了，他们俩没挣着钱。人民币贬值，害不着你们事啊，国家合适。咱们东西便宜，到国外人家要咱们东西啊，到那儿卖两个来回，美国那东西值钱，那大伙儿不敢买，老跟那儿摆着呀，你懂得贬值了吗？我就认识不到是好事啊，我由那儿才知道。所以说我父亲是商人。

定：您父亲还真有脑子啊。

金：噢，他经商可有脑子了。他有时跟我谈谁家的时候，他能告诉我这人为什么不成，他琢磨。他对邓小平特别拥护，他说你们能致富就靠“邓大人”，他说这个政策非常厉害，他对政策的接受能力特别快。我父亲一生就是怀才不遇。

定：应该说是生不逢时。

金：对。我父亲也特别正义，为一件事他肯去打官司，他觉得你不对我就敢于说你不对，他为别人家得罪过人。比方说我们家到蓝靛厂的时候，就像冯家，白德茂家，魏家，他们都是后由山东来的，来了以后有些事，像谁谁当初在蓝靛厂这儿待过一段，后来又走了，等回来别人把他房子占了不给了，我父亲都为他们打过官司。再比如冯家我大伯二伯三伯他们三个分家的时候，当时的证人就是我父亲，我三伯比较不讲理，要把着这个老宅子，对老太太也不孝顺。我父亲说你要是说钱不够我帮你，咱们再买一处宅子去都可以，但是这个宅子必须得分。他就能给人家做这事。

定：冯家是你们家亲戚？

金：就是都是回民，就是发小儿(北京俗语将从小一起长大的人称为“发小儿”)，甚至就是不错。但是我们就跟亲戚一样。

(3)第三个不幸是家庭不和

金：我父亲他们这几代人都认为没有娶到一个顺心的媳妇，三代人一个幸福的都没有。我父亲可惨了这一生，最后他也特别惨。他跟谁都说不通，他自己有很多道理，跟一堆糊涂人说不出去呀。你比如他跟我母亲，他穷啊，来到北京娶的媳妇就是童养媳，所以我说这是他的第三不幸。

我母亲和我父亲没有交流的感情，俩人这个不和呀，我是在我父母的打架中成长起来的，把我锻炼得对打架也不恐惧了。我年轻的时候总想，我爸爸妈妈怎么总打架呀，人家爸爸妈妈怎么不打架呀。我曾经跟我母亲说：“你对我父亲好一点，等我父亲没了的时候我会加倍地孝敬您。”但是我母亲不原谅我父亲，他打她呀。我父亲就觉得以他的聪明和他的心眼，如果遇到一个好女人，聪明的女人，不管是事业和什么上都要……当时我不理解，我不懂什么爱与不爱，不懂。后来我结婚以后，找了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才知道要是不喜欢的时候这感觉可真是……等我悟明白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已经都不行了。所以我的女儿找对象我就说，不管你找回民汉民，你只要不找土匪，不管有能耐没能耐，只要你们俩能合得来。

定：是不是因为解放后您家的日子不太好，所以您没读书啊？

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时候正好我妈生我小弟弟，生了我小弟弟以后产后大出血，我姑姑嫁人了没有人在家，我爸也忙我妈也忙，家里头老被人偷，老母鸡养得挺好的就让贼偷走了，我们几个孩子害怕呀，盖被子把脑袋盖上身子全没盖上就睡觉。我父亲就觉得这时候家应该弄好了。再一个是我父亲重男轻女。回民有一句话，说你好死也是块地，就是好死扒沙地，赖死是儿。他觉得一个女孩子认得自个儿名不就得了么，他不喜欢供给女孩子，我家上头几个都是女孩，姐儿五个，死了两个，我是老大，底下两个弟弟，他还是想着他的小子。我妈产后出血，家里没人做饭，他就让我退学了。他第一天跟我说呀，特别简单，别上学了，谁做饭呀。我偷着拿上书包走了，那会儿上学就是一个布书包，走了。第二天他就把我的书给撕了。我父亲特别暴躁，我那时学习也不是那么好，家里又是孩子又是什么，我陷于家庭事务里，我接受能力又那么早，根本不是像人家能够踏踏实实学习的人。不上就不上了，也挺好，我就不上了，我就做挑花了。实际我12岁就走向社会了。

在我父亲晚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谈过，包括我父亲跟我母亲的关系，对孩子的教育。我说您说咱们家，您聪明，您没把家治好，您聪明，您没把孩子教育好，您没供我上学，我这一生最不愉快的就是您不让我上学，我多能干我没有资本。我就埋怨我父亲，我说您生了俩儿子也都没能耐，有点能耐还都让姑奶奶带走了，还带到人家家去了，我们家就是我小妹妹跟我比较能干嘛。我觉得我这番话对我父亲有所伤害。我父亲当时呢，就说：“嗨，孩子，谁不愿意谁漂亮，谁不愿意谁有钱，谁不愿意谁的儿女好啊？这都是不——愿——意啊！我治不好家，毛主席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