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传达。或者您也可以写一张字条，派人给我送来。这样的话，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我肯定，将会融洽很多。”

“肯顿小姐……”

“我实在是太忙了，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信息太复杂怕说不清楚的话，就请写张字条。或者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跟玛莎或多萝西讲，要不然就跟您认为值得信赖的某位男性员工讲。我现在必须得回去忙我的工作，只能留您一个人继续闲逛下去了。”

肯顿小姐的行径固然令人恼怒，可我也实在无暇多想，因为那时第一批客人已经到了。国外的代表预计还要两三天后才会陆续到达，不过被爵爷称作“主场团队”的三位绅士——外交部两位绝对“不宜公开”身份的公使和大卫·卡迪纳尔爵士——为了尽可能把准备工作做到位已经提早来到。一如既往，我在出入几位绅士正坐而论道，进行深入讨论的不同房间时，他们几乎不会对我有任何避讳，于是我不免对于进展到这一阶段的整体氛围多多少少也有了一定的印象。当然，爵爷和他的同僚们着重对于每一位即将与会的代表的基本情况相互间都尽可能精准地做了简要介绍；不过，他们关注的焦点都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杜邦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个人可能的好恶倾向。实际上，有一次我走进吸烟室的时候，确信我听到其中一位绅士正在说：“欧洲的命运事实上可能全系于我们是否能在这一点上劝说杜邦先生改变他既有的观点。”

也正是在这一初步讨论的阶段当中，爵爷曾信托给我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而正因为它的不同寻常，它才同那意义重大的一周当中发生的其他明显更加令人难忘的事件一起，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当中。达林顿勋爵特意把我叫进他的书房，我马上就看出他有点心烦意乱。他端坐在书桌后面，像通常一样，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大书作为遮掩——这次是本《名人录》——来来回回地翻着其中的一页。

“哦，史蒂文斯，”他假作漠不关心地开口道，可是下面似乎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站在原地，准备一有机会就为他排忧解难。爵爷继续翻弄了一会儿书页，俯下身去细看其中的一个条目，然后才说：“史蒂文斯，我也知道我想请你去做的这件事有些不合常规。”

“先生？”

“只是因为现在我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实在分身乏术。”

“我很乐于为您效劳，先生。”

“我很抱歉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史蒂文斯。我知道你自己也肯定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我又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才能妥善地解决此事。”

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