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没有吗？关于这位杜邦伙计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资讯了吗？”

“恐怕是没有了，先生。”

我竭尽所能不流露出丝毫恼怒的情绪：原本以为已经圆满解决了的难题，这才发现实际上根本就还是原封未动地摆在我面前。我相信我正集中思想，准备重整旗鼓的时候，那位年轻的绅士突然间站起身来，一把抓起他的公文包，说：“好了，我想我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了。多谢你的帮忙，史蒂文斯。”

我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另找机会再跟他谈一次的，可是实际证明已经是不可能了，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比预定的时间早了足足有两天——美国的参议员刘易斯先生就到了。当时我正在楼下的餐具室里核对供货的清单，突然听到上头传来无可置疑的好几辆汽车驶进庭院停下来的声音。我赶忙上楼去的时候，在后廊里碰巧遇到了肯顿小姐——当然也就是我们上次不欢而散的同一场景——而或许正是这一令人不快的巧合促使她继续采用了跟上次一样的幼稚举动。因为在我问她是谁到了的时候，肯顿小姐径直地继续走她的路，只丢下一句话：“如果事态紧急就请人传个口信，史蒂文斯先生。”这实在太令人恼火了，不过当然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赶紧往楼上跑去。

在我的印象中刘易斯先生是位人高马大的绅士，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他的早到显然给爵爷和他的同僚们带来了不便，因为他们原指望还有一两天的独处时间可以比较充分地做好准备的。不过，刘易斯先生那不拘小节、令人愉快的举止态度，以及他在餐桌上的一番表态——美国“将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为此而不惜承认凡尔赛已经铸成的错误”——却大大赢得了爵爷那“主场团队”的信任；随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的交谈已经慢慢地从诸如刘易斯先生的家乡宾州的诸多优点这样的话题，明确地转回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而等到饭毕绅士们悠然点起雪茄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某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已经跟刘易斯先生到来前只在他们之间私下交流的看法同样私密了。其间，刘易斯先生曾对在座的诸公说道：

“先生们，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这位杜邦先生可能是位非常难以逆料的人物。不过容我告诉诸位，关于他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他俯身向前，挥动着雪茄以示强调。“杜邦憎恨德国人。在战前他就憎恨他们，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他仇视德国人的程度之深恐怕是在座的诸位先生所难以理解的。”说完这句话后，刘易斯先生再次靠回到椅背上，脸上重又堆满亲切的笑容。“不过请告诉我，诸位先生，”他继续道，“你很难因为一个法国人憎恨德国人而责怪于他，是也不是？毕竟，法国人这么做也是有其正当理由的，是也不是？”

说完，刘易斯先生环顾了一下餐桌边就座的几位绅士，一时间气氛略有些尴尬。这时达林顿勋爵说道：

“有些怨恨当然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英国人也曾跟德国人进行过长期的苦战。”

“不过你们英国人又自不同了，”刘易斯先生道，“貌似你们已经不再真心憎恨德国人了。但法国人是这样看的：德国人毁灭了欧洲的整个文明，再怎么惩罚他们都不为过。当然了，这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未免不切实际，不过我们一直感到困惑的倒是你们英国人为什么没有跟法国人持相同的观点。毕竟，诚如您刚才所说，不列颠在那场战争中也损失惨重。”

餐桌上又是一段尴尬的沉默，大卫爵士这才相当不确定地说：

“我们英国人在看待事物的方式上经常跟法国人有所不同，刘易斯先生。”

“啊，一种性情上的不同，您也许可以这么说。”刘易斯先生在说这句话时脸上的笑意似乎又加深了一点。他顾自点了点头，仿佛很多问题对他而言已经迎刃而解了，然后就抽起了雪茄。也可能是后见之明影响了我的记忆，不过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在这位表面看来非常迷人的美国绅士身上觉察到某种古怪的，或许是某种两面三刀的东西。不过，就算我当真是在那一刻起了疑心，达林顿勋爵却显然是居之不疑。因为在又一次一两秒钟的尴尬沉默之后，爵爷似乎下定了决心。

“刘易斯先生，”他道，“让我开诚布公地说吧。我们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法国人目前的态度是有些可鄙的。您当然也许会称其为一种性情上的不同，不过容我冒昧地说一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却远非这一点东西而已。在冲突已经结束以后，再继续这样地仇视敌人是一种很不得体的行为。一旦你已经把一个人打倒在地上，就应该到此为止。你就不能再继续对他拳打脚踢了。在我们看来，法国人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像野蛮人了。”

这番言辞似乎让刘易斯先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满意。他咕哝了一句什么话表示赞同，并透过餐桌上面已经相当浓厚的雪茄烟云冲着几位共同用餐的绅士满意地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上，又有更多的客人提前到达；就是来自德国的那两位女士——尽管大家都会觉得她们出身背景悬殊，两人居然是结伴同行的——随行的有一大群男女仆从，以及数不胜数的行李箱。下午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绅士也先期抵达，有一位贴身男仆、一位秘书、一位“专家”以及两位保镖随侍左右。我无法想象这位绅士究竟以为来到的是什么地方，竟然特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