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紧接着发言，不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会客厅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等我再次进去的时候，来宾们已经开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商业贸易和金融利率的——就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了。

至少据我的观察而言，杜邦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从他那闷闷不乐的行为举止上也很难看出他到底是在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呢，还是全神贯注在别的思绪当中。在某个阶段，我碰巧在一位德国绅士的发言中间有事要离开，杜邦先生也突然站起身来，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管家，”我们一走进门厅他就说道，“不知道能不能叫人帮我换换脚上的纱布。它们现在搞得我不舒服极了，根本就听不进那些绅士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记得，我在请求肯顿小姐给予协助以后——自然是派人送去的口信——就把杜邦先生安置在弹子房里坐等护士的到来，正在这时第一男仆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奔下来，面带痛苦的神情告诉我家父在楼上病倒了。

我匆忙朝二楼跑去，刚转过楼梯口，就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几乎就正在那扇大窗户前面，映着灰蒙蒙的光线和窗外的雨景，家父定格在一个姿势当中，就好像正在参加某种庄严的仪式一般。他单膝跪地，脑袋低垂，好像正在奋力推着面前那辆手推车，而那辆小车不知何故竟顽固地纹丝不动。两位卧房的女仆表示尊敬地离开一段距离，面带敬畏的神情注视着他所做出的努力。我走到家父面前，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的手松开，扶着他在地毯上躺下来。他双目紧闭，面如死灰，前额上满是汗珠。我叫人前来帮忙，及时搬来了一辆带篷的轮椅，家父就被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将家父安置在床上以后，我一时间颇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因为家父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实在不合情理，但我又真是一点空余时间都匀不出来。正当我站在门口踌躇不决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了我身旁，并且说道：“史蒂文斯先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比您还稍微多那么点空余时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代您照顾一下令尊。我会带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进行诊治，要是有什么要紧的情况我会通知您的。”

“谢谢您，肯顿小姐，”我说，然后我就离开了。

当我返回会客厅的时候，一位神职人员正在讲述柏林的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我立刻忙着为客人们添茶倒咖啡。有几位绅士，我注意到，正在饮用烈酒；尽管有两位女士在场，有一两位绅士已经开始抽起烟来。我记得当我手持空茶壶离开会客室的时候，肯顿小姐叫住了我，说：“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就走上前去，那把茶壶还在我手里拿着。大夫面带不悦地望着我。“令尊的状况不太乐观，”他说。“如果情况恶化，马上通知我。”

“是，先生。谢谢您，先生。”

“令尊高寿了，史蒂文斯？”

“七十有二了，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如果情况恶化，务必马上通知我。”

我再度向大夫致谢，然后送他出去。

也正是在那天傍晚，晚餐即将开始前，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的谈话。当时我出于某个原因上楼来到杜邦先生的房间，在敲门前我习惯性地稍停了片刻，听一下门内的动静。您或许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为了避免在某些极不适宜的时候敲门打搅了别人而采取这种小小的预防措施，我却一直都有这种习惯，而且我敢担保这在我们许多同行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背后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就拿这次来说，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去偷听他们讲话的。然而，也是事出偶然，当我把耳朵贴到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正巧听到了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虽然我不记得当时听到的确切字句了，可他讲话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怀疑。这位美国绅士的声音听来仍旧一如既往地亲切而又和缓——自打他来到这里以后，这声音已经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可是这会子却又带上了某种绝不会弄错的鬼鬼祟祟的成分。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正在杜邦先生的房内、应该正在跟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侃侃而谈的事实，使得我没有去敲门，反而继续听了下去。

达林顿府各间卧室的房门都是很厚实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清楚完整的谈话内容的；因此上，我现在也很难回忆得起当时听到的确切的语句，其实当天的稍晚时候我向爵爷汇报此事时，情况就已经是如此了。话虽如此，这并不等于我对当时房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事实上，那位美国绅士正在表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杜邦先生受到了爵爷以及其他与会者的操纵；他们故意将邀请杜邦先生与会的时间推后，以便于其他人等在他不在场时先行讨论重大的议题；即便在他来到之后，也有人看到爵爷与几位最重要的代表举行了好几次私下的讨论，而没有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然后刘易斯先生就开始打小报告，把他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晚宴上爵爷和其他人说过的那些话讲给杜邦先生听。

“坦白说吧，先生，”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么说，“我因为他们对于贵国人民的态度而惊骇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