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思是说，你看看我们整天谈论的都是些什么。合约啦，疆界啦，赔款啦，占领啦。而大自然母亲却一直都以她美好的方式生生不息。这么想问题的话确实挺可笑的，你说是不是？”

“是的，确实是这样，先生。”

“我有时在想啊，如果万能的上帝将我们都创造成为——呃——某种植物什么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你知道，全都牢牢地扎根在土壤当中。这么一来，像战争啊，疆界啊之类的这些鬼话岂不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出现了吗？”

这位年轻的绅士似乎觉得这是个很有趣儿的想法。他笑了笑，又想了想，又笑了笑。我也和他一起笑了笑。然后他用胳膊肘轻轻捅了捅我说：“你能想象得出吗，史蒂文斯？”然后又笑了起来。

“是的，先生，”我也笑着说，“那将成为一个最为奇特的替代性选择。”

“可是我们仍旧需要像你这样的伙计来回地传递口信、端茶倒水什么的。要不然，我们又怎么能办成任何一件事呢？你能想象得出吗，史蒂文斯？我们全都扎根于土壤中？你想象一下！”

正在这时，一个男仆出现在我身后。“肯顿小姐想跟您说句话，先生，”他说。

我跟卡迪纳尔先生告了罪，朝门口走去。我注意到杜邦先生显然一直就守在门边，看到我走近了，他就问我：“管家，大夫到了吗？”

“我正要出去看看，先生。我马上就回来。”

“我真是有点疼。”

“我很抱歉，先生。大夫应该很快就到了。”

这一次杜邦先生就干脆跟着我走了出去。肯顿小姐又一次站在门厅里候着。

“史蒂文斯先生，”她说，“梅雷迪思大夫已经到了，现在到楼上去了。”

她是特意压低了声音说的，可是我身后的杜邦先生却马上大声叫道：“啊，太好啦！”

我转身对他道：“那就请您随我来吧，先生。”

我把他领进弹子房，他在一把皮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脱鞋子的时候，我赶紧把壁炉里的火拨旺。

“很抱歉这里实在有点冷，先生。大夫马上就会过来了。”

“谢谢你，管家。你做得很到位。”

肯顿小姐仍在门厅里等着我，我们俩默不作声地一起穿过整个府第。来到父亲的房间，发现梅雷迪思大夫正在做着一些记录，莫蒂默太太哭得很伤心。围裙还在她身上，显然她一直就是拿它来擦眼泪的；结果弄得她脸上尽是一道道油渍，她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在参加一场假扮黑人的滑稽说唱秀。我原本以为房间里肯定会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是拜莫蒂默太太——或者是她的围裙所赐，房间里居然一股子烧烤味儿。

梅雷迪思大夫起身对我说：“请节哀顺变，史蒂文斯。令尊发作的是一次严重的中风。他应该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这个病你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谢谢您，先生。”

“我这就走了。你会安排好一切后事吧？”

“是的，先生。不过如果方便的话，楼下有一位最为尊贵的绅士还需要您的诊治。”

“紧急吗？”

“他表达了迫切需要见到您的愿望，先生。”

我领梅雷迪思大夫下去，带他来到弹子房，然后立刻又返回了吸烟室，那里的气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已经变得越发欢快友好了。

当然了，绝不应该由我来暗示，我已经配得上跟我同辈的比如说马歇尔或是莱恩先生一样，跻身于“伟大”的管家之列了——虽然也不应讳言，确有很多人或许是出于谬赏之意，过于慷慨地倾向于如此认为。请容我澄清一下，当我说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尤其是那个夜晚在我的职业发展进程中构成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主要是以我自己那远为卑微的标准来衡量的。即便如此，如果您能考虑到那一晚我所承受的那些不可预料的压力，倘若我斗胆认为我在面对一切意外情况时，也许的确表现出了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尊严”素质——这种素质只有像马歇尔先生，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像家父这样的管家才能具备的，您或许不会认为我是过于自欺了吧？的确，我又何必要惺惺作态呢？那一晚诚然会有种种令人悲痛的联想，但每忆及此，我发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总会油然而生。

[1]西俗通常只有长对幼、上对下，或熟识的朋友间才会直呼其名（教名），否则应称呼对方的姓氏以示客气。

[2]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管理通货，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3]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邦盖》以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生效。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国政府请求美国总统威尔逊协调停战时，宣称接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精神作为公平合约的基础。但协约国要求“德国赔偿一切从陆海空入侵协约国时对人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条约是一九一九年春巴黎和会时起草的，当时的决策者为“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