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就学我的样，不会真正去休假，除非有段时间特别平静无事，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整天都在庭院里四处逛逛，或者就在她的起坐间里看看书。可是到了我说的那个时候，这种模式也起了变化。她突然开始充分利用合同上规定的休息时间，经常一大早就不见了人影，除了当晚预计返回的时间以外，别的信息一概不留。当然了，她从来没有超出她应该享有的休息时限，所以我觉得再去询问她这些外出的详细情况也并不合适。不过我想她的这种改变确实使我有些心绪不宁，因为我记得自己曾跟詹姆斯·钱伯斯爵士的贴身男仆兼管家格雷厄姆先生提起过此事——他真是一位极好的同行，可是顺便提一句，我现在已经跟他失去了联系——就在他随主人定期造访达林顿府的某天晚上，我们围炉谈心的时候。

其实，我不过就说了句我们的女管家情绪“近来有些阴晴不定”，所以颇有些惊讶于格雷厄姆先生闻言居然点了点头，探身挨近我，以一种心照不宣的语气对我说：

“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

我问他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格雷厄姆先生继续道：“你们的肯顿小姐呀。她今年多大年纪了？三十三？三十四？已经错过了做母亲的最佳年龄，不过还不算太晚。”

“肯顿小姐，”我向他保证，“可是位恪尽职守的职业女性。我碰巧知道，她根本就无意于组建家庭。”

可是格雷厄姆先生却面带微笑摇了摇头道：“如果一个女管家告诉你她不想组建家庭，你可千万不可信以为真。说起来了，史蒂文斯先生，咱们就坐在这里掰着指头数一下，至少得有十多位女管家都信誓旦旦地这么宣称过，结果还不是嫁了人，离开了我们这一行。”

我记得那天傍晚我还颇有自信地对格雷厄姆先生的理论置之不理，可打那以后，我必须承认，我就发现自己很难摆脱肯顿小姐这些神秘外出可能是去会一位追求者这样的想法。这的确是个令人颇为困扰的念头，因为不难看出，肯顿小姐的离开将是我们工作上相当重大的损失，一个达林顿府将很难从中恢复过来的重大损失。而且，我不得不承认，颇有些其他的小征兆看来也在支持格雷厄姆先生的理论。比方说，收取信件一直都是我的一项职责，我忍不住注意到肯顿小姐已经开始相当规律地收到——大约每周一次——同一位通信者的来信，而且这些信件上盖的都是本地的邮戳。在此我或许应该指出的一点是，这样的变化我几乎是不可能注意不到的，因为此前她在达林顿府里这么多年间本来是极少收到信件的。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隐微的迹象也在支持格雷厄姆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