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巨大的偏差，这种有意味的偏差对于读者所造成的审美和情感的冲击是极大的。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叙事学名著《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首次对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进行了命名和论述：“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长日将尽》的第一人称叙述就是典型的“不可靠叙述”。如果说亨利·詹姆斯的不可靠叙述源于叙述者观察和理解能力方面的受限，石黑一雄的不可靠叙述则是由于叙述者自身的有意回避和遮遮掩掩。

《长日将尽》的情节是由英国豪门巨族达林顿府的管家史蒂文斯独自驾车前往西南部六天行程中的回忆所构成的。史蒂文斯为达林顿勋爵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亲眼见证了达林顿府一战和二战期间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这个显赫的贵族府第实际上成为对于整个大英帝国的大政方针尤其外交政策起到巨大影响的权力中枢，“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通过达林顿勋爵，纳粹德国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先生几乎可以完全绕过我们的外交部门，直接接触到我们的最高层”。但在二战以后，由于达林顿勋爵在战前一直奉行不光彩的亲纳粹政策，达林顿府盛极而衰，已经由世界的“轴心”沦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在爵爷也身败名裂、郁郁而终（小说暗示爵爷是自杀身亡）之后，连达林顿府都已转手卖给了美国商人法拉戴先生，达林顿府作为世袭贵族达林顿家族的祖产，在世代相传以后终于为外姓——而且是外国人所有了。在达林顿府的全盛时期，身为管家史蒂文斯手下有三十几个全职员工供他差遣，而在此时，府里的员工加上他这个大管家也就只剩下了四个人，宅第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关闭起来，不再使用。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好意地主动提出让史蒂文斯驾车外出去休个假，汽油费由他来负担；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府里现在的人手实在是捉襟见肘，史蒂文斯就想力促三十年前共事过的女管家肯顿小姐重返达林顿府任职，由此即可一举解决府里人手不够的难题，所以想借此休假机会顺道前往肯顿小姐的住处亲自劝她重新出山，结果却无功而返。《长日将尽》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史蒂文斯这六天驾车出游的沿途见闻，更主要的是对于过去他这大半辈子管家生涯的断续回忆与思考。

那么他都回忆和思考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又说他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他为什么要有意无意地躲闪和回避？他躲闪和回避的又是什么呢？

干了大半辈子职业管家的史蒂文斯，他回忆和思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个“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与一个极有能力的管家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史蒂文斯认为就在于他是否拥有一种“尊严”。那么这种“尊严”到底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具体的内涵应该如何表述？史蒂文斯在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并以自己的父亲管家生涯中的实际言行作为实例，得出结论说：“‘尊严’云云，其至关紧要的一点即在于一位管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坚守其职业生命的能力”；“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们能够化入他们的职业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身为“管二代”，史蒂文斯还进而将他们这代管家与以他父亲为代表的上一代管家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老一辈更关心的是雇主是否是有封号的世家贵族，而他们这一代更关心的则是雇主的道德地位，他们更加理想主义，更希望效力于那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士绅：这个世界是个轮子，以那些豪门巨族为轴心转动，而他们这些有理想的管家莫不以尽可能地靠近这个轴心为志向，他们这个职业的终极价值就体现在为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大任的伟大士绅们服务，如果，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可以被称为一位“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种人：他在指点自己多年的服务生涯时能够自豪地说，他已经将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了——而通过这样的一位绅士，他也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

那么史蒂文斯为之而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达林顿勋爵，他是否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位置，他是否是位伟大的士绅，他的作为是否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呢？

达林顿勋爵当然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话说：“是我们这代人最先认识到了前几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是在公共议事厅里，或者在会期只有寥寥数日又完全置于公众和新闻界关注之下的某个国际会议上做出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关键性的决定反倒是在国内那些隐秘而又幽静的豪宅里经过讨论、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小说中集中描写过在达林顿府召开的两次会议（外加无数“不宜公开”的密谈）：一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的国际会议，达林顿勋爵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共二十几位正式代表参加；还有一次规模虽没有这么盛大，却直接邀请到包括纳粹德国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在内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到达林顿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