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背负着两亿巨债想要东山再起，就手头的两个项目来说，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两亿元，估计要十年，而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只需五年。

　　事后证明，他的选择居然是对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曾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这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有着非常相似的英雄主义情结。一九九零年，身高一米八、体重不到六十公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最高领导纷纷视察巨人，有题词说中国就应该做巨人。

　　最终史玉柱被这种自我赋予和外界强加的使命感所压垮。

　　此后，他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只做商人应该做的事。

　　但乔布斯继续扮演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暴君角色。在他的威权统治下，苹果公司像一个小王国般高效运转着。

　　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屈服于他的权威，直到他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但他生在美国，美式资本主义有种对冲的力量，董事会、股东代表、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

　　最终，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实现了双赢。

　　殊为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没有成为过去失败的奴隶。

　　乔布斯学会了宽容，知道了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英国人，原来是设计白色马桶的，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还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机开放平台。

　　而史玉柱知道，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危机意识，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他只做有着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他去参股华夏、民生银行，把公司及时兑现，卖掉了上海健特、巨人上市融资近十亿美金，跟媒体保持足够的距离。

　　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美国生物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提问，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牛、马、羊、猪，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驼、非洲的斑马，成为最终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他的答案是环境。

　　范无病想着这些，一时之间神思有些恍惚，他心想大概乔布斯到了中国，或者史玉柱到了美国，或者两个人的结局会跟现在刚好相反吧？

　　可见古人说橘子生在淮南为橘，生在淮北为枳，环境的不同对于人的发展果然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的。

　　此时在演讲席上的乔布斯，却是谈兴正浓，他是语言艺术的行家，顾盼之间颇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