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榻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窗外，黄河的咆哮声隐隐传来，像是这个古老帝国最后的悲鸣。而关内，一片安静，偶尔传来巡逻士兵的脚步声，整齐划一。

两个世界，一门之隔。

接下来几日，孙传庭以“勘察地形”为名，带着几个亲兵，在潼关附近走访。他需要了解真实的民情，了解李健到底做了什么，能让百姓如此拥护。

二月二十，潼关以西三十里，一个小村庄。

孙传庭扮作过路客商，走进村子。时值春耕，田野里却少人劳作。村口大树下，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聊天。

“老丈，借问一声，”孙传庭上前搭话，“今年春耕，怎么不见多少人下地？”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打量他几眼，叹气道：“客官是外乡人吧？咱们村的人，都去修渠了。”

“修渠？”

“是啊，总兵府组织的，说是要修什么‘泾惠渠’，把泾河水引过来，浇灌旱地。管吃管住，一天还给十五文工钱。村里的青壮，都去了。”

老汉说着，眼中露出光彩，“这可是大好事啊！往年春旱，庄稼收成不好，交了租子就不剩啥了。要是这渠修成了，旱地变水浇地，一亩能多打一石粮！”

另一个老头插话：“还不只呢！李总兵说了，修渠占的地，按市价赔偿。干活的人，除了工钱，秋后还能优先租种渠边的地，租子只要三成！还给根据干活的工分发放高产良种了。”

“三成？”孙传庭惊讶。大明惯例，地租至少五成，高的有六成七成。三成租子，简直是闻所未闻。

“那可不！”老汉咧嘴笑了，“客官，你是不知道，李总兵来了之后，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去年冬天，他还杀了张惟贤那些贪官，把地分给没地的农户。我家就分了八亩，虽然是旱地，但总算有自己的地了！今年再把这渠修成，嘿嘿......”

孙传庭心中震动。分田、减租、兴修水利......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之举。难怪百姓拥护。

“那......朝廷呢？”他试探着问，“听说朝廷不是要剿......要对付李总兵吗？”

几个老汉对视一眼，都沉默了。半晌，缺牙老汉低声道：“客官，这话咱们本不该说。但朝廷......朝廷管过咱们死活吗？加饷加税，年年不少，可遇到灾荒，谁管咱们？清兵来了，谁救咱们？李总兵虽然......，可他让咱们有饭吃，有地种，娃娃还能上学堂认字。你说，咱们该向着谁？”

该向着谁？这个问题，孙传庭无法回答。作为朝廷命官，他当然该说“忠君爱国”。但作为一个人，他理解这些百姓的选择。活下去，是人的本能。

离开村子，孙传庭又走访了几个地方。所见所闻，大同小异。百姓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大义”，但他们知道，李健来了之后，税轻了，租少了，日子有盼头了。至于李健是“忠”是“奸”，是“官”是“贼”，他们不在乎。

二月二十二，孙传庭回到潼关。关内市集，比他想象的要繁华。商铺林立，货物齐全，物价平稳。他特意问了米价，一石米一两八钱，比北京便宜近一半。

“这都是总兵府的功劳。”一个卖布的掌柜告诉他，“李总兵严打囤积居奇，又从河套调来粮平抑粮价。还办了‘官市’，平价卖盐卖布。咱们小生意人，日子也好过些。”

“不怕打仗吗？”孙传庭问。

“打仗？”掌柜笑了笑，“客官，说实话，谁想打仗？但李总兵说了，他的兵只打来犯之敌，保护百姓。您看潼关这防务，清兵也好，流寇也好，都打不进来。咱们关内，安稳着呢。”

孙传庭默然。民心如此，军心可知。不仅仅是因为军饷足，更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保卫的，是一个让家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地方。

这样的军队，怎么控制陕西，又怎么打？

崇祯十四年二月二十五，孙传庭在潼关驿馆，写下了抵达陕西后的第一份奏章。

他迟迟难以下笔。该写什么？写潼关防务严密，陈用道治军有方？那岂不是长他人志气？写李健深得民心，关中稳固？那皇帝岂不要雷霆震怒？

最终，他只能避重就轻，写道：

“臣孙传庭谨奏：臣已于二月十八日抵潼关。查关防巩固，守将陈用道尚称尽职。唯陕西军务，经李健整顿，规制已变，臣初来乍到，需时日熟悉。且新募兵勇，未经操练，不堪急用。臣拟于潼关整训新军，巩固防务，稳扎稳打。恳请陛下宽限时日，俟臣准备妥当，再图进剿。臣必鞠躬尽瘁，以报天恩。”

写完后，他看了又看，心中满是苦涩。这封奏章，半是实情，半是搪塞。但他又能如何？实话实说，告诉皇帝陕西已非朝廷所有，李健根基已固，难以撼动？那皇帝会怎么想？朝中政敌会怎么攻讦？

“督师，”孙守法进来禀报，“陈用道派人来问，总督所需粮饷、军械清单，是否拟好？他好上报总兵府。”

“上报总兵府......”孙传庭苦笑，“拟吧。按三千新军的标准拟。”

“三千？督师，咱们只有百余人......”

“拟了再说。”孙传庭摆摆手，“能不能要到，是另一回事。”

他知道，李健不会给他真正的兵权。所谓的“整训新军”，不过是给他一个台阶下，让他有事可做，不至于立刻翻脸。而皇帝要求的“半年时间平定”，根本是天方夜谭。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潼关这块小小的地盘上，尽量稳住局面，训练一些可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