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里认识了一个从浙江调来的戚家军老兵，姓胡，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脸颊的伤疤，看起来有些凶，但人其实很和善，对技术活儿特别钻。

他教了孙大石不少保养火器、排除故障的窍门，比如如何清理铳管积碳，如何检查火药是否受潮，如何校准简易的瞄准器具。

胡老兵常说：“小子，这好墙好炮，还得有好兵来守、会用。戚爷说了，‘兵是练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你们北边的兄弟，身子骨不差，多练练，熟悉火器，不比我们南兵差。守好了这墙，家里的爹娘婆娘娃，才能安生。”

孙大石听得热血沸腾，干起活来更卖力了，心里对戚继光充满了敬佩。

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充满了转折和无奈。万历十年，一代名相张居正积劳成疾，病逝。

他生前大权独揽，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也因其过于严厉和某些方面（如生活）不够检点而授人以柄。

他刚一去世，反对派便联合起来，对张居正展开全面的清算。家产被抄，家属被流放，其改革措施也多被废止或束之高阁。人亡政息，一场颇有希望的改革中途夭折。

失去了这位最强有力、最懂军事也最信任他的政治靠山，戚继光在朝中顿时孤立无援。那些早就对他不满的言官（监察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指责他“专擅”、“靡费”、“虚报战功”，甚至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安到他头上。墙倒众人推。

次年，戚继光被调离他苦心经营十六年、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蓟镇，明升暗降为广东总兵，这实际上是将他调离了边防核心和主力部队。

万历十三年，在持续的攻讦下，戚继光更遭罢官，黯然去职。

一代名将，晚景凄凉，回到山东登州老家，在贫病交加、心情郁结中，于万历十五年黯然离世，年仅六十岁。

消息传到边关，许多受过他训练、见识过他治军风范的将士扼腕叹息，不少人偷偷落泪。

胡老兵听到消息时，正在擦拭一门佛郎机炮，愣了很久，然后猛地一拳砸在冰冷的炮身上，手破了皮流了血也不觉得疼，只是红着眼睛，低声骂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戚爷一心为国，练精兵，修固垒，保得边境平安，落得这般下场！寒心！真他娘的寒心啊！”

没过多久，心灰意冷的胡老兵也申请调离了蓟镇，不知去了何方。

孙守拙听到消息时，正在打一把给村里人定的锄头，愣了半天，锤子砸偏了，把一块好铁打废了。

他喃喃道，声音有些发颤：“走了……戚爷爷走了……这墙，这兵……以后可咋整？”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孙大石从军营回来，也是闷闷不乐，说军营里的气氛明显不对了，以前那种紧张有序、充满干劲的感觉没了，严格的操练也松懈下来，军官们似乎也懒得管了，又恢复了往日那种散漫。

他带回的消息说，新的总兵是朝廷派来的文官出身的人，对军事并不精通，也不太重视戚继光留下的那一套。

戚继光的离去，是蓟镇长城乃至整个明朝边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留下的物质遗产——坚固的边墙、密集的空心敌台、精良的火器装备——虽然仍在，但那种锐意进取、精益求精、严格务实的整军备边精神，那种“战守结合”的积极防御思想，却随之迅速消散。

朝廷中的党争日益激烈，东林党、齐楚浙党等互相攻讦，政事陷入内耗。国家财政在张居正改革被废后再度吃紧，对边镇的拨款变得时断时续，而且常常被层层克扣。

长城防务，不可避免地从高峰走向松懈，开始了缓慢而持续的衰落。

孙守拙很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官府的订单越来越少，偶尔有，质量要求也越来越低。以前要精铁打制、反复锻打的构件，现在往往用次铁甚至质量很差的铸铁凑合，还催着赶紧交货。

来修补兵器的军士，脸上的笑容没了，抱怨声又多了起来，不是欠饷好几个月，就是发下来的粮食掺沙石太多，根本无法下咽。

那个“钱过手瘦三分”的钱串子又活跃起来，而且手“瘦”得比以前更狠了，据说还巴结上了新来的某位上官。

孙大石有一次被里长临时拉去，参加紧急修补一段被夏天山洪泡塌的边墙。到了工地他发现，用的灰浆稀得跟米汤似的，砖石也有很多是旧料甚至残次品，垒砌得歪歪扭扭。

监工的百户却只顾着和手下核算能“节省”下多少工料钱，对质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孙大石忍不住说了一句：“大人，这灰浆太稀了，粘不住，墙撑不了多久啊。”

那百户眼皮一翻，不耐烦地说：“你一个临时征来的，懂什么？朝廷银子紧张，能补上不漏风就不错了，讲究那么多干啥？赶紧干活！干完了领你的五个铜钱！”

孙大石憋了一肚子气，心中那股因戚继光而来、燃烧了几年的热情和希望，渐渐凉了下去，冷却成一种无奈的失望。

他想起胡老兵的话，忽然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人走茶凉”，不仅是人，连这道墙，好像也跟着一起凉了。

时间流转到万历后期、天启年间。帝国深层的危机逐渐表面化。

东北的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迅速崛起，以十几副铠甲起兵，统一建州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公开与明朝对抗。

万历四十七年，明军集结十余万大军，分兵四路征讨后金，却在萨尔浒遭遇惨败，损兵折将，辽东局势急转直下。

此后，后金（清）连克沈阳、辽阳、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