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不亦说乎’，这话多好！”

李定国反对，他嗓门大：“农家孩子，学《论语》有什么用？学了‘学而时习之’，就能多打粮食？不如学怎么算账：一亩地产多少麦子，交多少税，剩多少口粮。不如学怎么种地：深耕浅种，施肥除草。”

钱书生弱弱地说：“可……可圣贤书总是要学的，不然怎么明事理……”

孙账房拨着算盘插话：“我觉着，算术最实用。我当年在粮店，见过太多人因为不会算账被坑。一斤麦子掺二两沙子，你算不出来，就得吃亏。”

周郎中慢悠悠地说：“卫生常识也得教。很多病是吃出来的、脏出来的。教孩子喝开水，勤洗手，能少死一半人。”

吴先生被吵得头大，一拍桌子：“都别吵！李盟主，您说！”

李健一直听着，这时才开口：“都要教，但要有主次。识字、算术是基础，必须扎实。卫生常识、农技知识、安全常识是生活必需，也要教。圣贤书……选几句最实用的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道理在哪都用得上。其他的，等孩子们基础打好了，有兴趣自己学。”

最后折中方案：教材分四册，每册侧重点不同。

《识字册》：收录五百个最常用字，按主题分类。比如“农事类”：耕、种、锄、收、粮、仓；“生活类”：衣、食、住、行、病、医。每个字配图——吴先生画的简笔画，虽然抽象得像鬼画符，但意思到了。还有组词、造句，都是日常用的。

《算术册》：从数数开始，到加减乘除，再到丈量、计算面积体积、分配比例。例题全是实际场景：一块地长二十步宽十五步，算面积；一家人五口，分一百斤粮，每人多少；建一间房需要八百块砖，现有五百块，还差多少。

《常识册》：包括卫生常识（喝开水、勤洗手、垃圾入桶）、农技知识（二十四节气歌、常见作物习性）、安全常识（火灾逃跑路线、遇见土匪怎么办）、道德规范（团结互助故事、诚实守信案例）。

《律法册》：其实就是新家峁的规章制度，用浅显的话写出来：为什么要交税（养民兵、建学校、修路），为什么要守纪律（大家安全），权利（分地、上学、看病）和义务（劳动、纳税、保卫家园）。

争议最大的是“圣贤语录”部分。王秀才坚持要加二十句，李定国说五句就够了。最后吵到李健那儿，李健拍板：十句。选最实用、最没争议的，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教材编写花了整整两个月。这期间，孩子们没书读，吴先生就临时教他们背《九九歌》、认身边的东西：桌子、凳子、窗户、门。李定国带大孩子们去地里，实地测量，回来算面积，虽然没课本，但学得津津有味。

教材编好后，更大的问题来了：怎么复制？新家峁没有印刷术，连雕版都没有。全靠手抄。

吴先生发动所有识字的人，包括刚学会写字的大孩子，一起抄写。议事堂成了大抄书场，几十个人趴在桌上，一笔一画地抄。孩子们抄书，既是学习，又是劳动——抄一页记一个工分，能换糖吃。

李定国字写得好，又快又工整，一天能抄三十页。他边抄边教旁边的孩子：“这个‘算’字，上面是‘竹’，下面是‘目’。古代用竹筹计算，要用心（目）去看。所以算术要用心。”

孩子们学得认真。他们知道，这些书抄出来是给自己用的，格外珍惜。有个叫狗剩的孩子，抄书时滴了滴墨在纸上，急得哭了，李定国安慰他：“没事，这点墨，就当给字点了颗痣。”

终于，三百套教材（每套四册）抄完了。虽然字迹五花八门，有的歪有的斜，但厚厚实实，散发着墨香和纸香。

教材解决了，教学方法又成了问题。传统私塾是先生念，学生摇头晃脑地背，背不出打手心。李健坚决反对：“咱们不体罚。要启发，要互动，要联系实际。”

他亲自示范了一节课，教“耕”字。

先带二十个孩子到地里，看王石头他们耕地。老牛拉着犁，泥土翻卷，孩子们看得入神。回来后在沙盘（木框装细沙）上写“耕”字，李健讲解结构：左边“耒”（古代农具，画了个像叉子的图），右边“井”（井田制，表示田地，画了方格）。然后组词：耕地、耕耘、春耕。再造句：春天到了，我爹去耕地了。

最后，让孩子们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写对了表扬，写错了纠正，手把手教。一个叫铁蛋的孩子写了十遍才写对，李健没骂，反而说：“铁蛋有耐心，好样的。”

孩子们兴致勃勃。这种教学法，比干背“耕，耕田之耕”有趣多了。下课后，孩子们还在沙盘上写写画画，互相比赛。

年轻教师们跟着学。李定国教算术时，带孩子们去粮仓，实地测量麻袋高度、粮堆体积，回来算能装多少粮食。孙账房教记账，用真的账本示范，孩子们学怎么记收支。周郎中教卫生常识，带孩子们去河边，演示怎么用肥皂洗手，洗手前后水里的脏东西对比。

课堂活跃了，孩子们爱上学了。以前上学像受刑，现在像玩耍——虽然也得动脑子，但动得高兴。

但新问题又来了：孩子们基础差别太大。同一个班，有的已经会背《三字经》，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有的算数快得很，有的数到二十就卡壳。按年龄分班不合理，聪明的孩子觉得无聊，总捣乱；慢的孩子跟不上，自卑。

“得分级教学。”李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