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成薄饼，晾至半干后用铜筛筛成均匀颗粒，再放入包铜的木筒中滚圆。这样做出的火药，燃烧速度比粉状火药快三成，爆压则高出两成。“就像炒栗子，”杨文远曾对学徒们比喻，“要是栗子大小不一，有的焦了有的还没熟。火药颗粒均匀，才能齐燃齐爆。”

此刻，他正站在新建的地下火药库前。这座库房完全建在黄土崖中：先垂直向下挖三丈，再横向掏出一个长十五丈、宽五丈、高两丈的空间。

库顶用栎木做梁，铺三层木板，再覆三尺夯土；墙壁全部用青砖砌成，砖缝灌糯米灰浆；地面铺细沙，沙下埋有陶制排水管。库内分成二十个独立小间，每间存储五百斤火药，彼此以砖墙隔断。

通风系统更是精巧：两个隐蔽的通风口开在崖壁高处，利用气压差自然换气，风口装有铜丝滤网防虫防鼠。

“安全是第一，安全是唯一。”

杨文远对列队的三十名库管员反复强调。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不抽烟，不饮酒，家中无幼儿，性格沉稳如古井。

他们每月工钱比普通工匠高三成，但纪律也严十倍：当值期间严禁会客，不得携带火种，每半个时辰必须巡查一次，记录温湿度。

“一点火星，一丝静电，就能让这十万斤火药、让咱们三年的心血、让外面上万工匠的性命——”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化为飞灰。”

如果说北区是刚硬的男性世界，那么中工坊区则是柔软而多彩的王国。这里的主管春娘，本名王春娥，她凭借一手好织艺从普通女工做到坊主，去年被正式任命为“纺织厂总办”。

纺织区沿河而建，三千台织机分成三十个车间，机杼声如春雨绵绵，昼夜不绝。

其中五百台是新式的飞梭织机——这是根据江南传来的图纸改良的：梭子装在滑轨上，通过拉绳控制，左右穿梭的速度比手投梭快三倍，布面宽度也从传统的尺二增加到尺八。

更革命性的是水力纺纱机：五台庞然大物占据了一个独立的厂房，每台有四十个锭子，由水轮通过天轴、皮带传动，一个女工可同时照看两台机器。实测下来，一台水力纺纱机的效率，相当于三十架手摇纺车。

“上月产出，棉纱八万三千斤，麻纱两万一千斤。”

春娘向定期巡视的顾炎武汇报，手中账册密密麻麻记满数字，“织成棉布四万八千匹，麻布两千匹。其中宽幅布占三成，已开始外销。”

她引着顾炎武走进样品间，这里悬挂着数百种布样，从最粗的帆布到最细的府绸，从素白到五彩斑斓，如同一道布匹的彩虹。

“在西安府，‘这种彩布’已小有名气。”春娘展开一匹“霁蓝”细布，色泽均匀深邃，在阳光下泛着丝绸般的光泽，“上月商队带回消息，咱们的布，价比苏杭中等绸缎。关中大户嫁女，已有人指定要咱们的‘暮霞红’做嫁衣。”

成衣坊则展现了标准化生产的雏形。五百名女工分成十条流水线：第一条专事裁剪，老师傅用粉饼在叠好的布匹上画样，学徒们用重型剪刀沿线条剪开，咔嚓声不绝于耳；第二条到第七条是缝纫线，每台缝纫机（还是脚踏式，但用了韩铁匠改进的钢制机针）只缝一个部位——衣身、袖子、领子、口袋；第八条是钉扣、锁眼；第九条熨烫；第十条检验包装。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的三套人体模型——用稻草填充，外糊麻布，分别标着“大号”、“中号”、“小号”。

这是春娘与杨文远合作半年的成果：他们测量了三千名成年男女的体型，统计出肩宽、胸围、袖长等关键尺寸的分布规律，最终确定了三个标准尺码。

“定做当然最合身，但费布费工。”春娘拿起一件中号工装上衣，“你看，这种标准成衣，八成的人穿上都大体合适。省下的布料和工时，能多做出两成衣服。如今咱们的工装、学生装已全部按尺码生产，军服也开始试行。”

顾炎武仔细观察成衣流程，又在工人食寮与女工们交谈，回来后在那本越来越厚的《北游录》中写道：“女子入工坊，得工钱，持家更有底气。余见纺纱女工赵氏，月得银八钱，为其子购《三字经》一本、毛笔两支，笑言：‘儿若识字，将来或可进学堂。’此社会之变也，虽微渐，然意味深长。”

南工坊区相对分散，沿着几条支沟展开，生产着那些不那么起眼却关乎日常生活的物什。

肥皂坊总是最热闹的，门前常有妇人排队。坊内八个大灶上架着铁锅，锅里是翻滚的动物脂肪——主要是羊油和牛油，也有从屠宰场收集的杂碎油。

另一侧，工人们将草木灰装入木桶，加水搅拌，沉淀后取上层的碱液。油脂与碱液按比例混合，加热搅拌三个时辰，待皂化完成，倒入木模冷却，次日便可切块。

“比皂角好用多了！”在坊外等候的张家媳妇对同伴夸赞，“一块肥皂，能用两个月。洗衣裳，油渍一搓就掉；洗头，头发都顺滑些。”她撩起鬓角展示。肥皂坊月产五万块，仍是供不应求，坊主已计划再开两条生产线。

玻璃坊则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这座作坊前后失败了上百次，炸裂的坩埚碎片堆成了一个小丘，直到去年秋天才终于烧出第一炉透明玻璃。

如今坊内有四座玻璃窑，温度可达一千二百度。工匠们用长铁管蘸取熔融的玻璃液，吹制、旋转、塑形——瓶罐、杯碗、灯罩，甚至尝试制作平板玻璃。

虽然成品中仍有气泡和波纹，但已足够让人欣喜：学堂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