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工坊利三成，年可增利五十两。更重要的——”她指向图表末端，“您家三个孙子，现在与佃户孩子同窗读书。孩子们不知贵贱，只知同窗之谊。这份安宁，值多少粮？”

这番话如石投水。赵明理怔住，良久，长叹一声：“苏先生……不，苏总教习说得是。老夫……受教了。”

雷彪却还不服：“咱们大老粗，不玩这些虚的！就说现在，按新规矩，老子手下兄弟不能抢、不能收保护费，就指着那点地盘收租。十一税？连稀粥都喝不上！”

李定国忽然道：“雷寨主，黑风寨控制的那段商道，上月通行商队三十支，你收‘过路费’二百两，对吗？”

雷彪一愣：“你……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三十支商队，有一半是联盟商贸司的。”

李定国淡淡道，“若你归附，那段商道由联盟整修拓宽，设驿站、货栈。预计月通行商队可达百支。按新规，过路费降为每支一两，但联盟与你三七分成——你三，联盟七。算算，月入多少？”

雷彪掰着粗大的手指，眼睛渐渐瞪圆：“百支……每支一两……三成……三十两？比现在还多？”

“而且合法、长久、不用提心吊胆。”

李定国补充，“你手下弟兄，年轻力壮的编入护商队，领饷银；年长的安排进驿站、货栈，有工钱。如何？”

雷彪张着嘴，半天憋出一句：“还、还有这好事？”

“前提是守规矩。”

李定国盯着他，“不劫掠、不欺压、听调遣。能做到？”

“能！能！”

雷彪拍胸脯，“老子……不，我雷彪说到做到！”

税收之争初定，治安问题又起。周文提出：“空白区的土匪，多是活不下去的百姓。一味剿杀，恐伤天和。可否招抚？”

孙主簿立刻反对：“匪就是匪！朝廷法度，对匪当严惩不贷！”

一直沉默的知府幕僚周先生忽然开口：“孙大人，下官倒觉得周典史所言有理。”

他转向李定国，“李主任，知府大人有句话让下官转达：‘治乱世当用重典，但典之重，在惩首恶，宥胁从。’”

这话颇有深意。李定国会意：“请转告府尊，新家峁剿匪，首恶必诛，胁从可抚。抚者，给地给种，教以生计，导以正途。”

“善。”周先生颔首，不再言语。

会议进行到午时，已初步达成共识：核心区全力建设，缓冲区利益捆绑，灰色区合作渗透，空白区剿抚并用。但最难的，是如何让这四类地区的人，都认同“新家峁”这个共同身份。

当柳林镇激烈辩论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一场关于新家峁的密议正在武英殿侧阁进行。

崇祯皇帝难得没有批阅奏章，而是站在那幅《大明疆域图》前，手指在陕北一带缓缓移动。王承恩侍立一旁，手中捧着一叠文书。

“孙传庭又奏新家峁事。”崇祯声音疲惫，“说其治下流民安居，荒地复垦，商路畅通。还……自筹军饷，编练团勇，剿匪安民。”

王承恩低声道：“是。杨督师密奏也说，新家峁如今控地三百里，拥众百万，俨然国中之国。”

“国中之国……”崇祯重复这四个字，语气复杂，“比之国将不国，哪个更糟？”

这话太重，王承恩不敢接。

崇祯转身，从王承恩手中抽出一份奏折——那是杨嗣昌的密奏。他快速浏览，目光在几行字上停留：

“……新家峁虽行自治，然仍奉朝廷正朔，纳粮缴饷，助剿流寇。观其首领李健，似无意称王建制，所求者不过保境安民。当此朝廷无力顾全之时，若强行征剿，恐逼其投寇或自立，反添大患。不若默许其实，令其为朝廷屏障……”

“默许……”崇祯将奏折丢回盘中，踱步至窗前。窗外，秋日的紫禁城琉璃瓦上，已有落叶飘零。

“杨嗣昌这是让朕学汉高祖封韩信、光武帝容窦融啊。”皇帝自嘲一笑，“可朕不是高祖、光武，他李健……也未必甘为韩信、窦融。”

王承恩小心翼翼：“皇爷，那新家峁那边……”

“告诉杨嗣昌，”崇祯沉默良久，“新家峁之事，他可临机专断。唯三不可：不可称王，不可截漕，不可与东虏（清军）通。余者……只要他能剿寇安民，朕可暂不深究。”

这是极大的让步，也是无奈的妥协。王承恩心中明白，皇上这是把难题推给了杨嗣昌，也把风险转移了——若将来新家峁坐大难制，责任在杨嗣昌；若现在强行征剿导致生变，责任也在杨嗣昌。

圣意传到河南，杨嗣昌在督师行辕内独坐至深夜。烛光下，他面前摊开两份文书：一份是皇帝的口谕，一份是新家峁送来的《新区治理方略》抄本——这是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虽不完整，但已见格局。

“分级治理，四色疆域……”杨嗣昌喃喃，“这李健，倒是深谙‘分而治之’之道。”他唤来幕僚，“去，请贺将军来。”

贺将军名贺珍，是杨嗣昌麾下参将，也是贺人龙的族侄。片刻后，一个三十余岁的将领入内，行礼：“督师。”

“你叔父在新家峁，近来可有书信？”

贺珍迟疑：“有……有一封家书，只说一切安好，让家中勿念。”

“拿来我看。”

贺珍呈上书信。杨嗣昌细读，信中多是家常，但有一句意味深长：“……此地行事，但求实效，不拘虚文。弟往日诸多执着，今方知‘实事’二字之重。”

“不拘虚文，但求实效……”

杨嗣昌放下信，长叹一声，“你叔父这是说给我听啊。”

他看向贺珍，“若本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