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公众的“格物讲座”、工坊开放日，用简易实验、实物展示等方式，解释常见现象背后的道理，激发民众尤其是孩童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4. 知识库建设：设立专门的档案室，系统收藏、整理、分类所有技术图纸、实验记录、研究报告、外来文献，建立索引，方便查阅与传承。

这份规划，既雄心万丈，又脚踏实地。它如同一幅精细的作战地图，为未来数年的技术进军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宏伟的技术蓝图，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支撑。钱小满再次起身，向大会详细汇报了陕北当前的经济状况，这直接关系到技术规划能否从纸面走向现实。

—— 财政收入：得益于工农业的稳步发展和内外贸易的活跃，整个势力范围（含控制区与紧密贸易区）的年总收入，折合成白银估算，已达到约一百五十万两的规模。这其中，包含了实物税收（粮食、布匹等）与货币税收。收入构成中，传统田赋商税约占四成，各类官营或合营工坊（铁场、玻璃坊、肥皂坊等）的利润贡献了另外四成，剩余两成则来自对外的贸易盈余及其他杂项。

—— 财政支出：维持庞大的行政体系与常备军事力量的支出最为浩大，年约四十万两；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利、工坊扩建、格物馆等）投入约二十五万两；教育与医疗这两项关乎未来的投入约五万两；而直接用于技术研发、试验的专项经费，目前约为十五万两。收支大致相抵，每年尚能有一定结余，作为战略储备。

—— 金融尝试：内部发行的“陕北流通券”，凭借充足的粮食、铁器、布匹等实物作为准备金，信用稳固，发行量已达五百万张面额，极大便利了内部交易，减少了白银外流。

—— 贸易网络：年贸易总额已突破一百万两。主要出口高附加值的铁制工具、优质布匹、肥皂、玻璃器皿等；进口的则是本地短缺的铜、锡、硫磺、硝石、特殊药材、书籍（尤其是科技类）及各种物资资源等。

“照此趋势，若内外无大变故，明年我之财政收入，有望增至一百七八十万两。”钱小满谨慎预测，“因此，只要规划得当，逐步增加对技术发展的投入，财力上是能够支撑的。”

李健听罢，颔首表示肯定，但随即提出更深一层的思考：“经济账要算，但不能只算经济账。技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有些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或许三五年内看不到实效，无法直接转化为财货。然其犹如树之根须，虽隐于土下，却决定树能长多高、活多久。若一切以眼前利钝为取舍，则长远必受其害。”

此言引起众人深思。经过讨论，大会达成一项重要决议：自明年起，将每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预计初期约十五至二十万两），单独划拨为“技术发展基金”。

此基金由技术委员会统筹管理，专门用于支持那些周期长、风险高但意义深远的基础理论研究、前瞻性探索以及青年人才培养。这相当于为技术的长远发展设立了一道“防火墙”和“加油站”。

会议的最后一天，议题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技术伦理。在李健的提议下，与会者共同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陕北技术伦理章程》。这或许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较早的一份由实践者自发制定的、成文的技术伦理规范，其意义远超条文本身。

“这份章程，非为束缚诸位探索之手脚，实为指明前行之方向。”

李健阐释其初衷，“恰如江河奔流，若无堤岸规范，必将泛滥成灾，淹没良田；有了坚固合宜的堤岸引导，河水方能灌溉沃野，滋养万物。技术之力磅礴，亦需伦理之堤岸予以引导、规范。”

章程还特别规定，对于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或安全风险的技术项目（如新型爆炸物、涉及生命的医疗技术、大规模环境改造等），在启动前，必须经过技术委员会内部成立的伦理评议小组进行审查评估。

成立大会的议程至此全部结束。闭幕式上，李健做了最后的总结陈词。他的声音并不高亢，却字字千钧，叩击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上：

“诸位同志，七年之前，你我大多数人，或许只是挣扎于生死边缘的难民，除了这双粗糙的手、这副疲惫的身躯与求生的意志，几乎一无所有。而今天，我们坐在这座崭新的格物馆中，我们核心区域人口已逾十万，影响力辐射周边愈百万之众，我们仓中有粮，库中有械，市井渐繁，更有了这初步凝聚起来的技术力量与规划！”

“这一切变化从何而来？固然有众人齐心、管理得当之故，然究其根本，在于我们握住了‘技术’这把钥匙。它打开了增产粮食的大门，锻造了护卫家园的刀剑，点亮了改善生活的明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之每一次飞跃，莫不以技术之革命为先导。从打磨石器到熔铸青铜，从冶炼铁器到……未来或许驱动蒸汽，每一次工具的质变，都深刻重塑了社会之形态。”

“我们生逢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可能尚未明晰的时代。这时代充满了苦难与不确定性，但也正因如此，我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用我们的智慧与双手，去探索、去创造，用技术之力，为这片土地、为生活于此的人们，开辟一条通往光明而非沉沦的道路。”

“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们从‘求生存’进入了‘谋发展’，从‘解决眼前问题’转向了‘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