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沉吟良久，提笔批示：“所陈三策，颇切时弊。着延安府先行试行，新家峁团练协理。钱粮由省库拨付三成，余者地方自筹。”

批示传回延安府，赵彦大喜。这意味着省里认可了这套方案，他的政绩又添一笔。更重要的是，实际操作中，“地方自筹”其实就是新家峁出大头，而他可以从中操作，上下其手。

陕北的“以工代赈”工程启动。新家峁派出三百名技术员，分赴延安府各州县，指导修建水渠、整修道路。流民只要报名参加，每日管两顿饭——糙米饭加咸菜，偶尔有豆汤。对饥民来说，这已是天堂。

短短一个月，三万余流民被吸纳。他们白天干活，晚上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新家峁的技术员不仅教他们做工，还教他们识字、算数，宣传“勤劳致富”的道理。

更妙的是，这些工程确实改善了基础设施。一条从延安府城通往黄河渡口的道路被拓宽加固，马车通行效率提高一倍；十几条水渠修通，上万亩旱地变成水浇地。

百姓看在眼里，对新家峁的感激更深了。

与此同时，钱小满的“孝敬计划”悄无声息地展开。

一队不起眼的商队进入西安城。车上装的是“新家峁土产”，实则是精心准备的“礼盒”。

每个礼盒根据官员品级定制：布政使的礼盒里有两只晶莹剔透的玻璃花瓶、十块雕花肥皂、五斤精制白糖；按察使的礼盒里是玻璃镇纸、香皂、红糖；知府、知县的礼盒则简单些，但都实用体面。

送礼的方式也讲究：不直接送官员本人，而是通过他们的管家、师爷、亲戚转交，附上“敬备土仪，聊表寸心”的帖子，绝口不提任何请托。

孙传庭收到的“润笔”更巧妙：一千两银子换成一百两黄金，装在特制的檀木盒里，盒盖上刻着他新作的一首诗——《秋日督师有感》。送礼的人说：“我家主人读大人诗作，感佩不已，特备薄礼，乞大人墨宝一幅。”

清官也爱才名。孙传庭虽知其中关节，但对方如此“雅致”，倒不好拒绝。他最终收下，回赠了一幅自己写的字：“保境安民”。

这四个字，后来被李健装裱起来，挂在议事堂正厅。它成了新家峁最好的“护身符”。

军队的秘密接触更为隐蔽。高杰挑选了五个老部下，都是曾在流寇中混过、懂得黑话切口的人。

他们扮作马贩子，带着一百石粮食，在绥德城外三十里的山神庙，见到了“一盏灯”张小乙。

张小乙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脸上有道刀疤，眼神警惕如狼。他手下有四千多人，但缺粮少械，日子艰难。

“高将军，别来无恙？”张小乙皮笑肉不笑，“听说你投了新家峁，吃上皇粮了？”

高杰不接这话茬，开门见山：“张首领，我家盟主让我带个话：新家峁不与诸位为敌。这一百石粮食，是见面礼，不要回报。”

张小乙眼睛一亮，但随即怀疑：“天下哪有白吃的饭？有什么条件？”

“只有三条。”高杰伸出三根手指，“第一，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别进新家峁百里内；第二，若缺粮械，可以用马匹、人口来换，价格公道；第三，若遇官军围剿，可以往北边撤，我们装作没看见。”

张小乙琢磨半晌。这三条都不算苛刻，尤其是能用马匹换粮食——陕北缺马，但对流寇来说，马多了反而耗粮。至于人口，老弱妇孺本就是累赘。

“你们要人口做什么？”

“开荒种地，做工打铁。”高杰实话实说，“新家峁缺人手，男女老幼都要。”

张小乙最终点头：“成！但我有个条件：若我们被官军追杀，借你们的道躲一躲，你们不能拦截。”

“可以，但不得超过三天，人数不得超过五百。”

“成交！”

协议达成。几天后，张小乙送来五十匹战马（多是抢来的蒙古马），换走五百石粮食。又过半月，送来两百多个老弱妇孺——都是沿途收拢的流民，对流寇来说是负担，对新家峁却是劳动力。

“小红狼”贺锦部也如法炮制。短短三个月，新家峁用粮食换来了三百匹战马、八百多人口，还与陕北几股主要流寇划清了界限。

消息传到李健耳中，他松了口气。这道最险的钢丝，暂时走稳了。

在忙碌中到来。“强基计划”全面推进：

农业上，王石头组织了“春耕大会战”。新开垦的三十万亩荒地全部种上玉米、红薯间作。

黄河沿岸的水车增加到两百架，灌溉面积扩大一倍。农技员奔走田间，推广深耕、密植、施肥技术。

工坊区日夜不停。水力锻锤的撞击声、纺纱机的嗡鸣声、玻璃窑的火焰声，交织成工业的交响。

火铳工坊实行三班倒，月产量稳定在两百支以上。新铸造的“三磅炮”试射成功，射程达三里，精度比老式火炮提高三成。

学堂里，第一届“速成班”五百人毕业了。他们中有的分配到各村当农技员，指导种植；有的进入工坊当技术员，管理生产；有的加入民兵，担任文书、医士。识字、算数、掌握一门技能，已远超普通百姓。

最让李健欣慰的是道路建设。一条条硬化道路（用石灰、黏土、碎石混合夯实）连接起新家峁的主要据点。

从核心区到最远的堡寨，原本需要三天的路程，现在只需一天半。黄河码头的船只增加到五十艘，组建了专业的“漕运队”，一次可运输粮食五千石。

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

东沟村的老农孙有福，今年六十三岁，种了一辈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