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拍摄于坠机水域上空的视频片段。画面中，那灰蓝色的海水澎湃汹涌地奔流着，其中偶有几片飞机残骸在波涛中若隐若现。一艘颜色十分显眼的搜救船正在这片水域里四处搜索着幸存者，看上去就像一个漂泊在无边的海洋里的大玩具一般。我记得自己当时突然想到，谢天谢地，好在史蒂芬和谢莉去年夏天就教会了女孩们游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呀，就连邓肯·古德休9都不一定能从那片汪洋大海里游得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在极端情绪的影响下往往会产生许多的奇思妙想，甚至还会将这些念头当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呢。

最后，是梅尔在酒吧里找到了我。在我看来，她也许一天会抽四十根乐富门10牌香烟，或是在庸俗不堪的普力马可11商店里挑选衣服，但她和她的老板杰夫却有着和加拿大领土一样宽广的心胸。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

“过来吧，亲爱的。”梅尔对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其实，我知道，尽管吧台边的那些小混混一直都在和我保持着安全距离，但是他们的眼神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上。当时，我的状态看上去一定差极了，不仅汗流浃背、浑身战栗，而且我还双颊湿润，可能曾在不知不觉间流下了眼泪。“有什么好看的？”梅尔冲着那些小混混喊了一声，然后就牵住我的手，把我带回了休息室。

不久，一大批心理学家和创伤治疗顾问也赶到了休息室。他们一边忙碌地为家属们分发着淡而无味的茶水，一边抚慰着大家的情绪。出于保护我的目的，梅尔让我坐在了她和杰夫中间，两人一左一右如同夹心饼干一样把我包了起来。杰夫拍了拍我的膝盖，对我说了句“兄弟，我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之类的话，并随手递了支烟给我。虽然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还是满怀感激地接了过来。

现场竟然没有工作人员出面阻止我们在室内吸烟。

没过多久，那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凯尔文，以及那个进门时举着气球的红头发美女凯莉也加入了我们（气球现在已经变成了摊在地板上的一团烂橡胶了）。作为最早听到坠机消息的五个人，我们之间似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额外的亲密感。五个人坐在一起不停地吞云吐雾，竭力不让自己的悲伤情绪显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位看上去神经兮兮的女士跑来向我们询问各自在那架航班上的亲属的姓名。虽然她看上去像是某种顾问，但她那紧锁的眉头让她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一样，她用来安慰我们的口径也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最新信息告诉你们的”。说实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苦心，他们也不想让我们对此事抱有任何虚幻的希望。不过，作为家属，我们的心中还是不可遏制地祈祷着自己的至爱亲朋错过了飞机，抑或是记错了航班号码或者是起飞的日期。要不然，就算是幻想一下这一切都只是个梦境也好呀。我记得，自己当时努力将记忆定格在了初闻坠机事件之前的那一刻——那时我还端着咖啡，站在接机区里，看着那些实习生拆卸圣诞树（我并不迷信，但没准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居然无比地渴望能够回到那一刻，这样就不用再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空虚感了。

无耻的恐慌感突然又将它冰冷的手指戳向了我的胸膛。在等待工作人员为我们分配创伤治疗顾问的过程中，梅尔和杰夫一直在和我说话，试图鼓舞我的士气，但我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可一点都不像我。杰夫还给我展示了他那部小手机上的屏保图片——那是一个二十岁上下、露齿微笑的美丽女孩的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照片上的女孩虽然有点肉肉的，但眼神中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女儿罗琳，也就是今天他们特意来机场要接的人。“罗琳是个聪明的姑娘，虽然她也曾经迷失过生活的方向，不过现在已经重新步入正轨了。”杰夫闷闷不乐地告诉我。听说，罗琳此行去特纳利夫岛是为了参加一个盛大的狂欢派对。而且，她是因为别人临时有事不能前往，才在最后一刻临时决定过去玩玩的。这难道不是造化弄人吗？

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连呼吸也开始有困难了，身上四处冷汗直流。我知道，如果我再不马上离开这个房间，我的头就快要爆炸了。

梅尔对此表示理解。“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只戴满了金首饰的手捏了捏我的膝盖，“一会儿我们要是听到什么消息，会随时告诉你的。”在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竟然一时间想不起自己的号码了），我就头也不回地向屋外走去。一名顾问上前来试图阻止我，但是梅尔在我身后声援了我一句：“要是他想走，就让他去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迷迷瞪瞪地交了停车费，然后沿着M23公路开回家的。而且，我居然没有把自己的车开到一辆货车的车轮底下去，这真是个奇迹呀。我只知道，我的脑海里一路上都是一片茫然。不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史蒂芬的奥迪车开到了自家门口的便道上，就好像那车是被我偷来的顺风车一样。

我用钥匙开了门，却跌跌撞撞地碰倒了门厅里那个专门放信件的桌子，自己也顺势摔了一跤。头痛欲裂，这才清醒了过来。听到响声，住在地下室公寓里的一名波兰学生打开房门，探了个头，问我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