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定宪法，开议院”这个曾长期被当作维新主要举措，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

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

这文章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

李经述原本还心存一丝幻想，觉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有点效果，这时更加认清了康有为无耻无知的真面目，于是宣布跟权欲熏心的康有为划清界限。

康有为的堂弟康广仁为此还专门去找李经述，想说服他支持康有为：“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望兄长能施以援手，此乃万民之幸甚！”

李经述请康广仁转告康有为：“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少一些权力私心，多一分办洋务的实际行动，兴工商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