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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靠着贬损劳动者的尊严,政府靠着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正在浪费子孙后代的能源,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甚至空气。
到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也能明白:数千万青年在大城市里背负着几十年的银行贷款,每个月为了偿还银行高额的利息而毫无尊严地活着,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地、在工厂的流水线没有任何保障地干活。我们国家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还没有相应的权利。
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国、民主、自由、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容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它们显得滑稽可笑。老人倒地不赶去扶助,家人病了没钱去医院,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而新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来临得特别慢!有些人,还将自己或者别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的人民被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敌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内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同胞,在听到世上有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责任超越物质,希望能战胜强权,都会感到新奇,那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世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这篇文章署名“鲁迅”。李经述看到这个名字,很熟悉,再看了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思想一如既往的锋利,像一把匕首。于是问袁世凯:“这个鲁迅,是笔名吧?查到这人是谁了吗?”
袁世凯点点头,说:“大总统,鲁迅在文章中影射你是秦始皇,很多议员看了这文章都很气愤。俺命人查了一下,鲁迅是浙江绍兴人,1886年入私塾。1898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十一月因不满该校乌烟瘴气的校风,愤而辍学,随后考入京师大学堂,他一贯大胆感言,现在教育部任职。俺已经吩咐教育部将他停职。今天俺特来请示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周树人?哦,果然是他。”李经述说:“抓他干什么?”
“怎么?大总统你认识鲁迅?”见李经述的面色有变,袁世凯有点惊讶,问道。
“岂止是认识?我读过他很多文章。”李经述笑着说,他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鲁迅要是在现代社会,会不会被抓起来呢?不过他这时肯定是不会派人将鲁迅抓起来的,李经述毕竟访问美国时就搞懂了什么叫批判精神。他问袁世凯:“鲁迅现在住哪?”
“就在西三条21号。”袁世凯搞不懂李经述为什么会认识鲁迅这么一个小人物。
知道了鲁迅的住址,李经述忽然起了兴致,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大刀王五,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坐马车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馆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鲁迅的文笔老辣,自成一格,稿费渐渐多了,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后来,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不久,鲁迅与周作人便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
李经述到了西三条21号,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李经述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李经述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被教育部停职,都没有去上班。”
说完,李经述仔细打量了鲁迅一番,他光溜溜滑滑的皮肤,大大俏皮的眼睛炯炯有神,黄里带白的皮肤,瘦瘦的身体似乎如同大病愈初的病人一样,身穿着光亮的丝绸长袍,衣服上绣着乌篷船的图案,一看就是江浙一带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一根根直直地竖着,没一根是耷拉着的,都那么长,头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鲁迅咳嗽了一声,说:“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