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烦恼。那些人仗着资格老，不是指责这不对，就是指责那不对，仿佛不听他们的，就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一般。老领导他们烦透了，准备成立各级顾问委员会，让那些人都进顾委会当顾问。”谢国栋微笑着说道。

倒不是说那些老领导们有多可恶，那么些年的南征北战，多少战友尸骨无存，他们又一直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觉得不执行共产主义政策，就对不起那些为国牺牲的战友。

“哦，这倒是好事，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李旭东说了句没营养的话。

“那个，李生啊，现在内地意见不一，老领导特意派我来，让我请您这个“大名医”回去看一看，然后开个处方。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呐？”谢国栋没问他去不去，只问他什么时候去。

“过年期间吧，我现在要把家里的事儿理顺，然后再去内地。几位老领导他们身体还好吧？”李旭东知道自己推不掉老领导的要求，便给了个期限，毕竟郑桐的婚礼自己这个师父不到场，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几位老领导的身体您还不知道么，都是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很多，又没时间好好休息，就这么拖着呗。”谢国栋感叹道。

“唉，内地现在的变革不在下面，而在上面的思想不够统一，才造成了如今的混乱局面。现在的国际局势对我们华夏比较友好，一个越南对我们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关键是要让领导群体接受新鲜事物，再慢慢改变思想，教育他们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至于改革，必须理顺了思想之后再徐徐图之。”这是李旭东对现状能开出的最好的处方。

“呵呵，您的观点和老领导简直是不谋而合呀，他说现在经济工作中，各地刮起了一股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冒进之风，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这样一种倾向，势必会影响接下来改革的进程。所以他多次提出要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再进行经济改革。他认为，只有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运行基础上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谢国栋心里挺高兴的，这李旭东只要肯提出观点，就说明他对内地的关心比任何人都不少。

李旭东自然是知道的，老领导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比作鸟和笼子，即是说：市场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市场调节必须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运行。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老领导的这一提法，虽然与此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同，但它冲破了一直以来计划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传统观念，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华夏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也正由此而起步。

“嗯，我知道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合理的计划，对国外高科技设备的生产能力认识不足，以致出现了生产无序且混乱的局面。而且咱国家现在外汇储备为零，还欠着国外一屁股账吧？”李旭东点着头说道。

“是呀，这几年的金融管理十分松懈，只要是买设备，负责经济的领导就给批了。没想到咱们这么些年无外债、无内债的日子一下就被打破了。”谢国栋刚看到文件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国家居然欠了这么多的外债，这要是像苏联一样，咱华夏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以前有大跃进，现在又洋跃进，昨天的悲剧今天又重新上演，咋就不吸取教训呢！”李旭东顿了顿，继续说道：“钱我没有，家里正在分家，分给我的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比例。这点钱只够我和徒儿们出去走走，进行一些投资的。”

“啊！您是一家之主，怎么只有这么点股份啊？”谢国栋很不理解，不管谁家分家，家主都不会只有这么点家族股份的。

“呵呵，家里妻子多，孩子多，这些年我又经常不在家，这么多公司都是妻儿在打理，我亏了谁，也不能亏了妻子儿女啊。再说我又不是赚不到钱，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李旭东上辈子没什么钱，可自从穿越过来，兜里就没缺过钱财和吃的，即使内地最困难的时候，他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日子过得潇潇洒洒。

“那是，您可是咱们国家最着名的财神爷啊，老领导们都说您是赵公明转世呢。还有人在私下里说您拿了沈万三的聚宝盆或是会传说中的五鬼搬运术呢。”谢国栋这记马屁拍得十分响亮。

李旭东哪里会被马屁所拍倒，便张口问道：“扯远了，那位领导是个什么意见呢？”

“那位激进一些，更倾向于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应当‘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适合华夏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应当在更大范围内试验市场经济的机制，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谢国栋说道。

两位领导在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上存在分歧，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面，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尤为明显。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并不矛盾，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又要打破大锅饭的传统，必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尤其是厂矿企业领导的素质。同时，还要给大家灌输开发市场经济给大家带来的好处，让人民不再盯着工厂里的铁饭碗。不提高这些人的思想，只要市场经济稍微放开一点，那些企业的产品就会无人问津，企业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