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心里难免会纳闷、起疑吧？

还有在仓吉车站的时候。因为仓占线列车的月台就在“出云一号”月台的后面，所以他必定会提早到后面的车厢等待下车。从这—点看来，野村毅应该会频频出现在二号车厢以后的各个车厢里。

啊，慢着！频频走到后面的车厢？吉敷突然想到，不仅野村毅会频频走到列车的后面车厢，在“富士号”里的野村操也一样。“富士号”的乘务员确实说过这个。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姐弟两个人会在不同的列车里做出相同的举动？野村毅的行动可以解释为上面所说的情况，但是野村操是为了什么呢？

当时不明白野村操为什么要那么做，现在尽管掌握到野村毅也有相同举动的可能，却还是无法理解野村操为什么要走到列车的后方。

根据石田所说，被要求到鸟取署做说明的野村毅在被侦讯时采用沉默权，什么话也不肯说。因此，就算有白鸟教授的那些证词，也不能把野村毅当成杀害青木恭子的凶手。如果警方这边没有找到对了解案情有帮助的新情况，最后还是得放了野村毅。

看起来这个案子的主犯应该是野村操，野村毅只是从犯，所以非找到尸体的头部不可。可是头部到底在哪里呢？或许必须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来寻找头部不可了。

此外还有让人无法理解的部分。野村操和青木恭子的关系非常不好，那么野村操用了什么理由让青木恭子去找她？她们若是要谈判什么，地点为什么不是哪一个咖啡厅而是行驶中的列车呢？这也让人想不透。

吉敷百思不解地坐在“出云一号”里。列车已经进入热海车站，并停靠在第二月台，时间是十九点四十七分，和时刻表上的一模一样，日本的国铁准确得令人赞叹。这次的命案利用了日本国铁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准确度，其实有些讽刺。像这样的命案，恐怕只有日本这个国家才会有吧！

吉敷对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感兴趣，以前还特别研究过。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人对时间的观念属于“大略式”的。例如那时有一个时刻叫做“天亮前”，现代人会很明确的说那是早上四点或五点。因为那是黎明前的时间，所以日本人便称那段时间是“天亮前”。还有，“天亮前”的这个时段会因为夏天和冬天日出时间的变化而有所移动。不过正午的时间不会移动。在当时日本人的时间观念里，“天亮前”和正午到晚上的“天黑前”的时间带是有弹性的，可以拉长也可以缩短。也就是说，从前日本人的计时器是橡皮筋或海绵一样柔软，可以改变形状的东西。

但随着文明开化，当蒸气火车成为交通工具后，朴实的日本人也接受了所谓时刻表这种东西，并且知道西方人用硬的金属做计时器，来确定时间。对日本人而言，这当然是一种文化的震撼。日本人一方面被吓得要死，一方面又马上学会了如何运用时刻表，还造就了连发明时刻表的西方人也自叹不如的铁路运输准确度。

从这样的小小插曲就可以略见日本人的民族性吧！西方人的时间观念和时刻表这两种东西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原本对时间没有什么观念的日本人面前。因此，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西洋的时钟与时刻表或许根本就是同义词。准确得惊人的西方时间观念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把这个观念应用在钟表技术上，也应用在列车的行驶上。

从日本人制的钟表与时刻表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准确来看，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和以前大大不同了。对现在的日本人而言，列车的运行与时钟的运行是相同的东西。

吉敷把“出云一号”在热海站停靠在第二月台的事记录在记事簿上。他想：这个资料或许派得上用场。

除了记录在热海车站的停靠月台外，吉敷也记录了到名古屋之前，“出云一号”在其他车站的停靠月台。在沼津车站是停靠二号月台，在滨松车站是四号月台，在名古屋站则是六号。

吉敷这一趟旅行一定要乘“出云一号”的理由不只一个，除了想找出隐藏杀人凶器的场所外，他也想知道“出云一号”从横滨到热海时，列车停靠在哪一个月台。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期待自己能借着这次的乘车体验，找到一个如何从“富士号”转车到“出云一号”的方法。

或许不亲自体验一下就无法了解许多事情的奥妙。所以对吉敷而言，搭乘“出云一号”从东京车站到鸟取车站是一趟深具实验意义的旅行。到了鸟取站后，他还要做另一项实验。那就是是否真的能在这个车站里把已经切割好的尸块顺利地放到若樱线列车和前往大阪的快车“但马二号”上。

虽然现在再说这些事很奇怪，但吉敷就是对这个鸟取车站放置尸块的情形还有一些疑问。他认为仓吉、米子、出云市等其他车站在放置尸块的时间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例如仓吉车站，“出云一号”虽然在此只停留一分钟，但是凶手放置尸块的列车就停靠在与“出云一号”同一月台的对面轨道上，要放置的又是一只装了左手的袋子，所以应该不成问题。

再说米子车站。凶手要在此放置两个装了尸块的袋子，一个放在前往仓吉的山阴本线慢车上，另一个要放在支线境线列车上。虽然从“出云一号”下车后，必须越过天桥才能到达境线列车停靠的○号线月台，但是“出云一号”在米子车站停留的时间长达十分钟，时间相当充分，所以不会有问题。

出云市车站也一样没有问题。凶手要把两个装了尸块的袋子分别放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