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吧？”他回答说他当然不会如此，然后强迫我当他的助手。我完全不喜欢他这个主意，但霍奇斯先生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并且自告奋勇地成为一名敷裹员，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他。

我穿上一件从工作服里找出来的旧夹克，然后和其他人一起玩纸牌，不过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些什么牌，因为我只想去上甲板上看看两军对峙的情形。不久后，也就是下午三点之前，我们感觉到战舰在改变航向。霍奇斯先生已经有二十几年的航海经验，他点点头并说敌我开战在即，然后问我能否做一次祈祷——请求上帝能护佑我军取得最终的胜利。我顺口说了一些句子，当然那是一段十分凌乱的祷告词，现在，即便是为了救自己一命，我也无法将它重复一遍。但是舱房里的其他人都低着头，舱房里还有两个女人和两个小孩、夏特先生，以及一位因患有梅毒、病重得无法上战场的斯托尔。不过遗憾的是戴尔并没低下头。我的“阿门！”消失在敌人的炮火声里，当可怜的老阿奎隆号被炮火击中时，我感觉到整个船身都在微微颤抖着。

事后我才知道，当我军不断逼近法军防线时，韦斯特少将的分舰队成了敌军舷侧炮的靶子。在我们觉得船再次改变航向之前，船体又挨了两次相隔四五分钟的炮击。“现在！”霍奇斯先生突然间变得十分好战，才将一名伤员的手包扎到一半便跳起来大喊道，“现在我们要把他们的鼻血打出来！”这真的是一道神谕，因为话音刚落，我们的大炮便开火了。上帝啊！他们怎么能做到一直不停地开火！从上甲板到最下层的甲板都在震动，灯光因此变得忽明忽暗。每架舷侧炮开火时，炮架都发出巨大的轰隆声，还能听见有人跑去弹药库时那砰砰作响的脚步声。

那时我已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我记得我的嘴唇很干，但我不会装成一副不害怕的样子，我不懂这艘船怎么能经得住这种摧残，也不明白怎么还有人能活着站在上甲板上。事实上很多人都战死了，而且不断有伤兵被送进舱内的医务室里，他们有的在尖叫，有的陷入了昏迷，有的则以值得推崇的坚强意志忍住了伤痛。不一会儿，舱房里就变得拥挤不堪、寸步难行了，因为地板上躺着许多可怜的家伙。不断能听见他们的叫喊声“医生！”而且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年纪较长的都在呼喊着他们的母亲。

詹姆斯·戴尔在伤员间来回穿梭，他始终没有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不曾停下来休息片刻，甚至没有擦过额头或是喝口水。我们把伤得最重的伤员交给他——那些晃晃悠悠的手臂、被压碎的腿和破开的肚皮。他则不断切割、缝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