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对桂忠如此说道。

桂忠有些意外，但也明白皇帝的好意，也就接过了毒药：“请公公替我谢谢皇上！皇上始终是好皇上，只可惜，其他人未必是好人。”

桂忠说后就服了毒药下去。

……

“死了就死了吧，靠剐一个贼寇就想震慑住数百万雇工，并不现实，我华夏汉人虽软骨头不少，但也不缺骨头硬有血性的人！”

在政事堂的朱由校得知桂忠在东厂大牢突然暴毙后就如此说道。

接着，朱由校又对袁可立道：“欲使民众如何利用律法，还是得加强教化！”

“陛下圣明！这也算不了什么，现在最紧切的还是东虏被剿灭后的封赏事还未处理，另外，与东虏结盟的鞑靼是否也要对其用兵的事，以臣之见，当早拿出决策！”

袁可立回道。

朱由校听后说道：“爱卿是政事堂首席辅政大臣，便与枢密院的朱燮元着手主持一场廷议，议论这两项事。”

“遵旨！”

……

于是，袁可立便和朱燮元主持起这样一场廷议来。

而这场廷议开始后，大臣们最先争执起来的就是关于平定东虏这一件战事要不要封几个世袭勋爵的问题。

因战功而封侯，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鸽派的大臣。

毕竟永远都有对军事战争不感兴趣，而更在乎国民经济的人。

“东虏，不过是边陲一较有势力的反叛外虏，灭之亦算不得大功！能比肩于开国之功，靖难之功？故，以臣之见，封爵没必要，不过略封几个有功者以世袭锦衣卫职便足矣！”

此时，同毕自严一样，在政务能力上比较强而被推为的阁臣李国普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没看重这次剿灭东虏之事。

另外，善于后勤调度的能臣王在晋也不赞成朝廷再发动对鞑靼即林丹汗势力的战争。

他自然也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他的政治观念让他觉得，战争不是值得提倡的事，因为他的实际经验告诉他，战争真的很劳民伤财。

所以，王在晋也在这场廷议上说道：“以臣之见，用杀戮的方式来制止两国纠纷是不明智的，只会劳民伤财，乃至增加仇恨，还不如用道德感化之！以礼相待，使其从心归顺。”

“道德若能感化胡虏，那边镇何必派边军镇守，不如派一群德高望重的大儒去镇守！让这些大儒去感化他们，我想问，这有用吗，诸位真想让朝廷这样试试吗？”

已回京担任兵部尚书，且算是鹰派的孙传庭对此表达了异议，且问了起来。

“仆得替自萨尔浒之战以来，阵亡于东虏之手的大明将士和被东虏屠戮的士民说句公道话，或许有些人觉得，朝廷这次剿灭东虏算不上是大功，不足以彪炳史册，可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对他们实实在在的报了一次仇，也算是没辜负他们为之失去的生命！”

“另外，以仆之见，剿灭东虏，非同于一般平叛，对于国朝，对于华夏而言，甚至比汉灭匈奴还要重要，因为在汉匈对峙时，匈奴再强，却无灭汉之可能，但对于陛下即位之初的大明，东虏却有亡我天下之可能！”

袁可立说到这里就声音大了起来，回荡在整个大殿。

接着，袁可立又说道：“你们可能觉得仆这话是在胡说八道，但这的确是仆想了很久所认为的！不是说东虏不很强就不能亡我汉家天下，以仆看来，在陛下即位之初，朝堂上党争激烈、文恬武嬉，早已病入膏肓，而在民间，不法商人已勾结文臣武将，大肆出卖国家利益，甚至有一干自私自利之官员士子，数典忘祖，自甘下贱，主动投靠东虏，主动且积极帮东虏灭我汉家天下！如李永芳、宁完我等辈，与喜宁一样！若不是陛下英明，用人不疑，坚持让熊公镇辽东，而使其不受党锢之祸，后又整肃朝纲，如今国势已糟糕至何等地步，只怕东虏早已据辽阳、沈阳，乃至有机会，控制草原诸部，并趁机入关扣掠，而使我大明日渐不支！所以，这次剿灭东虏，记于史册，的确算不上辉煌，但对国朝而言，却是力挽狂澜之壮举，值得在大书特书！”

李国普这时候似乎因为廷争争到激烈时而忘了分寸，所以，直接说道：“久闻元辅以刚硬铁血媚上，故时人多以此对您多有非议，如今想来，元辅的确似有穿凿附会之好，陛下固然英明神武，然这不代表熊公当年就真是最适合做辽东经略之人，在当时并没有公论，若是袁大来（袁应泰）袁公当时为经略，或许早已剿灭东虏，还不用等到今天。”

“袁大来能与熊公比？你这个李阁老，分明是在信口雌黄，若论驭将驭兵，十个袁大来也比不上熊公！老子算是明白了，你们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次大胜，否定我们的功勋！”

已升任枢密副使作为武将代表的周遇吉在这时候直接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且指着李国普就是一顿怒斥。

同样官职的卢象升把周遇吉拉回到了座位上。

李国普对此觉得颇为生气，暗道：“若不是陛下崇武，也不至于如今军机廷议还能有武臣参与，甚至还敢指着自己一阁臣的鼻子骂！真要是借此次剿灭东虏之事大封一批勋贵，天下文臣只怕连和武将平起平坐的可能都没有，如若不彻底否定这次战争，就不能阻止将来的战争，必须否定！”

卢象升这时候为避免其他人借此斥责周遇吉粗莽无礼，便立即开口，以转移所有人的注意，道：“戚公曾有诗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诸将士灭东虏并非全为功业，但是，在下并不认为元辅对东虏于国朝乃至于我华夏之威胁的推论是穿凿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