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这能打吗？让你对你表哥开枪，你下得了手吗？

所以欧洲人作战时不允许打军官，而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也被美化为了绅士战争。”

“我日了！”老吕嘀咕道：“原来是宋襄公啊，这都啥时代了，竟还有人玩宋襄公那套？”

张天锡摇摇头道：“老吕，你不要瞧不起宋襄公，我记得，有一次总司令给我们上课，专门提到过宋襄公，不但没有任何轻视，反而推崇有加。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首先拒绝了目夷趁楚军半渡而击的提议，当楚军渡过河时，又下令等楚军列好阵势，结果自然是大败亏输，但在败了后，宋襄公还振援有辞道：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能攻击受伤的敌人，也不能攻打头发斑白的老年人，寡人的宋国虽然要灭亡了，却依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也正因此，宋襄公被刻划成了迂腐愚蠢的典型，为后世耻笑，包括楚令尹成得臣，晚唐李党首领李宗闵，宋代大儒钱时、苏轼、苏辙，等等诸多名人都对宋襄公出言不逊。

不可否认，宋襄公有迂腐的一面，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宋襄公所处的是个礼乐崩坏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周天子名存实亡，列国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利字抛弃仁义，抛弃做人的底限，唯独宋襄公能紧守本心，坚持以仁义为行事准则，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为此不惜国破家亡。

总司令说，在宋襄公身上，他看到了士的精神，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执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一个人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总司令认为，不是财富，也不是名声，而是对自己理想的追求，一个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唯利是图，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浑浑噩噩，这和行尸走肉又什么区别？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在宋襄公身上焕发出的士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所缺乏的。

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军队战无不胜，我们的政府施政有方，中国正在崛起的道路上迈步向前，可是国家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如果没有精神，没有朝气，眼里只有利益，早晚会沦落为堕落之国，总司令的意思是，这样的中国，不要也罢！”

第六四九章真实的西班牙

王枫很重视思想教育，尤其是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加重视，可是他从来不搞洗脑式教育，何谓洗脑？即用一切手段将符合自己利益的错误虚假认识与思想灌输给他人，也就是欺骗。

欺骗，尤其是上位者欺骗民众，在古代是治国的不二良方，但在民智渐开的时代，也许能骗得一时，或者能骗得一世，却不可能欺骗永生永世，当谎言被戳穿之时，也就是报应临头之日，王枫不愿意以欺骗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希望民众能够觉醒，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同样的，王枫也从来不提忠于谁或忠于某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让别人忠于你，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他只是一再强调做人要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父母亲人，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如走马观花，但民族始终存在，所以王枫把民族排在第一位，民族大于国家，大于政权，民族利益也高于国家利益与政权的利益。

另外在他眼里，宋襄公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理想主义被实利主义取代的牺牲品，《史记.楚世家》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就是这一句我蛮夷也，宣告了理想化人格时代的结束，王枫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于理想化了，但是他知道，缺什么都不能缺道义。他无论如何总要试一试。

听着张天锡的讲诉，周围的人纷纷现出了若有所思之色。一名战士们却问道：“西班牙人学宋襄公，那我们也要不要发扬宋襄公精神。不打他们的军官和军乐队？”

“西班牙人哪是宋襄公精神？”张天锡不屑道：“那只是欧洲贵族怕死，互相之间的潜规则罢了，和仁义扯不上半点关系，我们的仁义只布于内而不施于外，对于西班牙人没什么好留手的，只要他们的指挥官或军乐队敢往前冲，该怎么打就怎么打！现在布阵！”

“是！”命令迅速下达，八千六百人的海军陆战队，除了留五百人守护运输船。其余的人，也就是一个师的兵力立刻布置起来。

而在对面，西班牙人也发现了人数仅为自己一半的民盟军。

军团长麦卡斯问道：“总督阁下，中国人出现了，我们要不要一鼓作气消灭他？”

胡安向海面看去，民盟军与西班牙舰队相距只有十公里的距离，随时会接战，当下摇了摇头：“不急的，我们先看看海军。只要我们的舰队摧毁了民盟军舰队，就可以再去摧毁他的运输船只，让这一支不到万人的中**队陷入绝境，然后慢慢玩死他。来人，把大炮推上去，先布置防御阵形。”

麦卡斯由衷赞道：“总督阁下英明。”

轰隆轰隆。西班牙炮兵吃力的把重炮向阵前推去，双方海军也逐渐接近到了交战距离。

西班牙舰队是以战列舰维托里亚号领头。巡洋舰赫罗纳号稍后，其余护卫舰分布成一条直线尾随。这是非常传统的海军战术，很明显是打算依托这两艘巨舰突击穿插入敌舰群中，利用两舷的重炮对敌舰逐一摧毁。

要知道，六十八磅炮是前装滑膛炮的颠峰之作，他全长三米，重量近十吨，口径206毫米，射速近五百米每秒，射程最大四公里，可以发射实心弹、散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