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陛下又远在千里之外，臣无法再见圣颜一面，甚憾。臣蒙陛下厚爱，于年迈之际出任临安大学校长一职，这种新型大学开历朝之先，实为未来之潮，当为我朝教育之典范，应以推广，如此，不出十年之久，大学之学子尽可担当我朝中兴之重任，老臣自当含笑九泉。临安大学副校长沈逸秋德才兼备，忠心可鉴，臣提议其可继校长之位。臣卒以后，葬以士礼，不用官仪。臣唯盼陛下早日收复中原，中兴我大宋王朝。臣何基，咸淳五年七月三日晚。”

我和何基的接触并不算很多，但其品性、学识都令我十分佩服。何基治学笃实，有类汉儒；阐明发挥，多创新意，最让我称道的是，何基学自朱熹，却非食古不化之人，对于新事物勇于探索，以近杖朝之年（八旬）接受了以新式教育为主的临安大学校长之职。我想了想道：“公孙小宸，传朕旨意，令政务院赵顺孙赵爱卿通知临安文爱卿，追封何爱卿为韩国公，谥文定，在其家乡金华府立庙，以供后人瞻仰，同时，为纪念何爱卿对我朝教育之贡献，朕决定将临安大学以及今后陆续开办的其它新式大学的招考日定在每年的七月八日。”

“是，陛下。”

陆秀夫道：“陛下，何大人乃是我朝名宿，又是朝中现任官员，是否还是按照朝廷官仪葬之？”

我摇摇头道：“不必了，就按何爱卿临终之意，以士之礼节安葬吧。”

“是，陛下。”

三日后，田修颜、段东楼以及数百名云南兴复军抵达了襄阳。我仔细听取了田、段二人就整个云南战役的汇报，并表扬了段恒的“义举”和一众西南军区将士的功绩。对于兴复军北上之意，我自然明白，遂令兴复军加入北伐之中路大军，仍由段东楼指挥，加封段东楼为上轻车都尉，领从四品衔，等中路北伐大军正式组建之时再行任命具体的军中官职。

晚上，在宴请段东楼一行的宴席上，段东楼将段恒的一封书信呈于我道：“皇上，这是段王爷写给皇上的亲笔信。”

我接过书信看到，其内容十分简单，大意是感谢我将蒙古人逐出了云南，并表达了归顺大宋之心，最后提及，他希望能派人前往临安两所大学学习，为云南省今后的发展储备人才。

看完后我当即表态道：“段将军，你回复段王爷，令其各派二十人前往临安大学及临安军事大学学习，具体事宜让他们到了临安后找民族司的田醉颜即可。”

段东楼喜道：“是，末将替段王爷谢过皇上。”

“要建设好云南，自然需要大批当地的人才，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偏远省份，尽管相对落后，但其资源还是不少，只要找到好方法，应该很快会走向富裕的。等这批人从大学毕业后，可以在云南筹办一所类似的大学，专门为当地培养人才。”

“如此更好。”段东楼道，“末将代云南各族百姓谢过皇上之恩。”

我笑笑，又对田修颜道：“修颜，你便留在襄阳，与公孙小宸一起担任军中参议，随朕一起北伐。”

“是，皇上，末将遵旨。”

“恩，各位将军，一路辛苦了，今日吃好，休息好，自明天起便按照我军的训练方式进行训练，兴复军嘛，不仅仅要兴复云南，更要兴复我大宋。”我举起酒杯道，“来，干了此杯，朕相信，兴复军一定会成为我大宋军队中的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

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我连续收到了江淮军区制置使李庭芝送来的八百里加急报告。

第一份报告是转呈印应雷的消息，李庭芝在报告中言到，日前收到来自济南府龙牙的消息，印应雷部正在向山东、河南及河北三省交界处的聊城进发，印应雷大人道，请陛下放心，他会贯彻陛下之游击精神。

尽管印应雷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孤军深入的艰难，后世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为之付出了重大代价，仅人员就损失了一半之多。

对于印应雷所部，因为无法取得联系，我也无能为力，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了。不管多么困难，至少我知道了印应雷还活着的消息，这份报告怎么说都算是一份喜报吧。

第二份报告上的内容却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看完后令我大吃一惊。

庐州府武器库于日前被盗，五支火枪及数十发弹药不翼而飞，作为最高机密，摆放火枪的秘密地点只有庐州守备苗再成和第十四厢指挥使史玉琪有权出入，而史玉琪也同时失踪。据武器库守卫所言，在事发之日的申时三刻（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史玉琪从库中取出了火枪，庐州北门守卫也道，史玉琪称其出城试枪，于申时末（下午五点）城门关闭前和数名身穿百姓服装之人一起离开了城门，之后便再也没有返回。

当天夜里，巡视完城防的苗再成将军召开每晚的列行会议，才知道史玉琪不知所踪，在查明情况后，苗再成将军立即向扬州报告，并派人出城一路向北搜索，直到次日凌晨，也没有找到史玉琪的下落。

史玉琪为人正直，并无不良嗜好，一向行事低调，与军中将士关系也十分融洽，颇得十四厢官兵的尊重，因此苗再成将军排除了诸多可能，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史玉琪乃是蒙古细作，因为，最急于得到火枪的就只有忽必烈。

对于史玉琪的印象，我还是颇为深刻，武举出身，在其武举考试中，我亲眼见过他和欧阳建青之战，后加入禁军，随夏贵出征庐州，在安丰一战中立有战功，加上史玉琪领军有方，在数年之内便升为厢指挥使。

“为了几支火枪，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