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拓展的三个桥头堡，在未来的几年里，坚持每年新开一到两家，最终成为全国性的连锁齿科诊所，在高端市场里争得龙头地位。

如同一个婴儿，其父母的身世比较复杂，从这个婴儿降生一刻起，就有些纠缠不清的东西始终陪伴。因此在北京的总公司里，形成了两派之说：本土派与台湾派。

目前，公司总裁叫李永年，他是台湾投资方聘请的总经理，人称李总，他是台湾人，曾在台北和高雄任职于两家不同的齿科诊所，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现在，他的工作日程安排就是在深圳、上海、北京这三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

上海方面的总经理，叫朱川，作为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他有着特殊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中央一位部长级别的首长，眼下，老首长已有八十九岁的高龄，住在高干病房里，据说已经跟植物人差不多了，每天靠注射昂贵的进口营养药物来维持生命特征，当然，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

老首长有三子一女，都加入了外籍，两个儿子在美国，朱川是次子，在日本，女儿在英国。顺便说一下，中国的高官大都如此，或留在官位，或退居二线，颐养天年，仍然怀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不懈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他们的子女大都在海外定居。

作为母公司的北京上市公司，并非从事医疗相关行业，在增发股票时，从股民口袋里圈了不少的钱，想把投资领域扩展到医疗行业，才有了开齿科诊所的想法。

母公司从事的行业，与老首长管辖的部门息息相关，作为首长的儿子，自然能谋求一个不低的职位，但是，在台湾投资方的坚持下，董事会聘请了一位懂行的执行总裁，相当于CEO，而且是台湾人，理由很简单，作为外来者，台湾人对高干子弟颇有点感冒，他们对朱川难以信任，宁愿相信本土人，他们惟恐被北京的“官绳”捆绑，束缚了手脚。

事实上，朱川的资历确实难以服众，他学的是法律专业，在日本从事的也是律师行业，为有意投资中国的日企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显然，他的专业与医疗服务行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相对对齿科诊所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李总来说，自然差了一截。

尽管如此，董事会出于多方的考虑，需要一位象朱川这样有政治背景的人物来押阵，因此开出了聘单，朱川欣然接受，辞去了日本的工作，来到上海，开始筹备上海的第一家诊所。

单从职位来讲，李总是全国范围的总裁，朱川只是上海地区的老总，级别差了一级，但实际上两人是平起平坐的，李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深圳与北京，而上海，是朱川说了算的，李总尽量避免插手上海的业务，免得将相失和。因为李总明白，自己毕竟是异乡人，在人家的地盘上，需要稳妥和谨慎。

朱川与李总，并没有实际上的冲突与矛盾，至于台湾派与本土派一说，完全是手下人为了表忠心而提出来的。

身为本土派，又是上海方面的老总，朱川掂得出自己的份量，自己对齿科诊所的管理一窍不通，等于从零开始，但又不想过分依赖于李总，这倒不是面子的问题，朱川是这么想的，自己的身份特殊，别人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他怕别人说自己倚靠着父亲这棵大树来乘凉，他要靠自己，他要干出一番成绩来让别人刮目相看，所以，他必须有得力的手下。

在上海诊所的选址上，颇费了一番周折，朱川不是上海人，急需一个出自上海本土的得力助手，脑子要灵活，手脚要勤快，还要有疏通各种关系的能力，开办一家诊所要打通的关节太多了，银行、工商局、税务局、卫生局、公安局、劳动人事局、环保局（涉及医疗污水的排放），层层叠叠，任何一家都得罪不起。

通过朋友推荐，朱川物色到了一个人，他叫吴劳乾，原来在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注：这是医院的最高级别）搞行政，后来跳槽到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干起了推销，穿梭于各家医院，反正没有离开过医疗这个行业，因为他的姐夫是卫生局的一位领导。

吴劳乾没有辜负朱川的期望，花了数月时间，往返奔波，确定了诊所的选址，就是目前的艾美广场二楼，应该说这个选址是相当成功的，首先，它处在淮海路的中心商务圈，周围写字楼云集，有上海广场、香港广场、力宝广场、金钟大厦、兰生大厦，有台湾人开的太平洋百货，香港人开的时代广场连卡佛商厦，附近更有著名的新天地，此外还有一幢高达六十层的香港新世界大厦，今年刚刚落成招租，这么大的一个中心商务圈，却只有力宝广场有一家瑞尔齿科，简直到了供求比例失调的地步。所以，尽管年租金高达人民币壹百二十万，即每月十万，是所有White齿科里投资最大的，董事会还是咬牙拍板了，从董事会到李总和朱川都一致认为，大陆的医疗市场正处在转型期，开始向民营资本敞开了大门，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抢市场、创牌子，盈利是次要的，为此，董事会制订了前两年亏本，第三年持平，到第四年才开始盈利的持久战计划，而事实上，上海的诊所开张仅一年不到就开始盈利了，令董事会喜出望外。

作为功臣，吴劳乾辞掉了医疗器械推销的工作，来到诊所，得到了行政主管兼财务主管的职务，他在诊所的地位，仅次于朱川。

开诊所，地段与硬件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件事，其重要性是毋须强调的，那就是医生。

在民营诊所里，White的规模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