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报告他头上打了一个洞，没有什么关系，还可以继续战斗。无线电里我们听到十一号车上也打伤了一个。

我以为我们回去了，但是不，我们从炸弹痕边打了一个转，又进了一条街。路上有地雷，我们仍旧在道路以外走，又经过了一所空洞洞的房子，上面有“酒保”两个大字。

再穿出一条小路，到底回去了，牛路上有一个步兵排长提着冲锋枪跑到战车旁边问情况，赵营长打开掩盖和他说：“城里的敌人不多，我们所看到的掩蔽部和房屋基角，都经过彻底的射击……”

我们回到出击阵地已经午后两点，我们一到，孙连长他们的第二批又出发了。孙鹏的头上虽然结了一层血壳，但是没有关系，红十字车又帮他绑扎了一次，他觉得有点头昏，但是精神很好，他说：“这是炮弹打在附近墙上，把砖瓦飞起来打中的，要是破片打在头上那还得了……”第十一号车子上的射击手也伤在头上。还有，我们的炮塔不能固定了。

面上的烟灰使他们不认识我，我在地上走了五分钟，才慢慢知道脚是站在地上，左伯春给我一包饼干，我胡吞胡吞就吃完了，好像塞在人家的胃里。

我看到赵营长：“今天我们和营长是第一批漫游新腊戍……”

赵营长：“哪里是漫游，简直是破坏新腊戍！”我们并没有有意破坏新腊戍，他故意用这样“猖獗”的字眼来提高他营里的战斗精神。

当天晚上，陈团长的步兵占领了新腊戍街市的一半，同时他把西北角山地的敌人肃清了。第二天上午，他占领了整个新腊戍。

1945年3月23日至28日，《军声》

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我于1938年夏天在汉口考入中央军校。受着当日战时交通情形的摆布，我们在揭榜后即乘江轮赴宜昌“待命”，住在一所破庙里一住就是三个月。等到有航行于长江三峡间的轮船接我们去重庆，已是十二月初。这时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和汪精卫发表“艳电”，向日本投降，都已先后发生。从西安宝鸡投考的同学则早已在成都。我们又行军三日而抵铜梁，开始换上了棉布军装，等候由浙江金华考取的另一批同学到达，编成十六期第一总队，才于1938年底之前浩浩荡荡的行军去成都。自此原有成都分校改称总校。十四期二总队、十五期一总队、十六期一总队和三总队都是在成都首先集中受训的学生总队。十六·一于1939年元旦入伍开学，1940年圣诞日毕业，当中无寒假暑假，受训期间差六天两整年。

进军校第一桩大事即是“剃和尚头”，所有青春美发尽卷入地上尘埃。当时倒没有觉得：即是年轻男子，头发乃为各个人形貌上显著的特点。大家都剃和尚头，只有使个人的色彩更为收敛，队伍间的集体性格更为浓厚了。战时军校学生大部只有初中程度，高中毕业已不可多得。每一队（相当于连）里间常也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学辍学的学生和在宪兵里当过兵的军士。十六·一也有几个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弟。初时各人的年龄籍贯与背景还分别得显然。受训期间每一个钟头甚至每一分钟大家都做同一样的事。自早上用冷水洗脸刷牙到晚上点名解散后吹熄灯号前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无不如此，更用不着说日中的学科和术科了。所以训练进程开始后只几个星期，学生们都已经在众生平等的集体生活之下混成一片，军校的传统也只要求全体学生达到同一的“进度”。比如说受训六个月后器械体操的一部分都要做到铁杠上“立臂上”和木马上的“并腿跳”。学校里不倡导学生个人间在任何方面的竞争。我们没有篮球和足球的设备，军校虽有一年一度的体育会，但其竞技不被重视。

军校学生每人发有呢制服一套，皮鞋一双。这样的“外出服”并白手套只供星期天在校本部做纪念周及特殊节日阅兵典礼之用。平日我们穿士兵衣服。白内衣内裤，夏天黄色布制服，冬天蓝色棉制服，足缠绑腿，脚穿布袜草鞋。受训期间前六个月我们是“入伍生”，等于国军中的上等兵，月饷十元五角，食米由公家发给，“副食”则在饷项里扣除。入伍期满升为学生，才有资格带“军校学生”的搪瓷领章，同国军中士待遇，月饷十二元五角。当我们刚开始受训的时候，法币的购买力还和战前不相上下。所谓“副食”，间常有肉类。早餐稀饭之外，也还有一小碟的花生米或酱菜。不到半年法币贬值，我们的伙食也每下愈况。虽然饷项之外又加“副食费”，而且一再调整，到毕业前夕，白米饭之外只有一碟清水煮豆芽或萝卜，里面如有几点植物油的痕迹已算是上品了。可是与后来下部队当下级军官一比，则成都军校吃白米饭的生活又属特殊待遇。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尽量的模仿日本与德国体制。分科后我入步兵队，有绝对充分的时间使自己娴习步兵基本技术如射击与劈刺，又将轻重机关枪拆为零件再凑集成枪，用圆锹十字镐掘成散兵坑等等。我对劈刺一科特别有兴趣。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过雷马克所著《西线无战事》（Nichts neues im west），内中说到肉搏时刺刀插进肋骨里的情事，读来既胆战心惊，也不知道“他日我如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