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田汉也和关汉卿一样有志更正充塞天地间的错误与枉曲。他写的“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必然出于一种真纯的正义感。我想剧中称关汉卿为“戏状元”，关自称“我是爱上戏才写戏的，不是为吃喝，为发财”，也是田汉自身说法。

至于剧中又提出“古来以文字贾祸的倒是代有其人”，而且狱壁上又题字“不到此地非好汉”，则恐怕是巧合。可是既预先写下如此多不利于迫害剧作家的辞句，毛派人物不能忍，不让他去指桑骂槐，自吹自擂，而加以拘捕，以致自愿承担着“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鱼肉百姓”的诸般罪名，也是不可思议。

现在，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宗教问题，田汉的好和坏，忠与邪，可谓产生于一个简单率直的农村经验。惟其如此，其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才会气概磅礴。他四十岁时，郭沫若送他一副对联称他：

具田家浑憨气概　称市廛简朴之觞上寿上寿

扬汉族刚毅精神　作群伦奋厉之乐其昌其昌

联内将“田汉”字“寿昌”一并对入，虽说带着揶揄的成分，却不失为一种逼真的描写。

因之田汉的剧本不能与曹禺的相比。《雷雨》、《原野》与《日出》涉及人的内疚（guilt）与赎身（redemption）。这些观念，可以陪衬着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却一向不是田汉写作的题材。

鲁迅之短篇小说与田汉的剧本相比，也呈现一种极尖锐的对照。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仁义道德，不外“吃人”。而田汉不仅认为传统的道德可以恢复，而且经过他身体力行的提倡，好像并未丧失，一到内外煎逼，立即可以光芒万丈的辐射开来。《晚会》里面一位资本家的太太觉悟后说：“假使我明天就得死，或是今晚，我也绝不悲观。我也要把我最后的、最好的力量用在更有益的地方去。”

给人们带来乐观和希望

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他的赎身洗罪，不待神力，也不待将来，用不着内向。他的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到最后总结（grand finale）的时候，台上台下都参加了一项群众运动，立即得到心灵的解放。如果儒家的入世观不尽能达到此目的，则继之以佛家道家的精神。

最后让我再节录田汉，或者说田寿昌、田老大，或者说是我所熟悉的田伯伯，他早年的名作《灵光序言》的一段精彩语句，作为回忆田汉一生浪漫情怀的一个注脚。他在1920年写《灵光序言》时，才二十二岁。这篇文章中曾述及他和初恋情人也就是田海男的妈妈——易漱渝婚前恋爱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田汉和易漱渝虽已订婚但未结婚。他所描述的地方即是距东京约五十英里的镰仓海滨。田汉的文章说：

已而漱渝已为这种和美的自然之息所吹，便也绵绵的唱起那“remember me dear, be true”的歌来。我虽不会唱那歌，而且也忘记了那歌的名字，也不觉随声附和起来。谁知爱月者、善歌者大有人在，一时青年情侣恋歌互答，海浪徐荡，若为按拍。而由井滨的海水浴场遂变为东岛绝妙之情场。谁还想此地是当年战场，金沙之下尚埋有战士的骷髅，英雄的折戟呢？

我的回忆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静候汉城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希望听众听到聂耳之曲，想见田汉之辞，对作者及对中国近代史，多了一番明晰而深刻的认识！

1988年10月10日，《台湾春秋》创刊号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张学良和孙立人两事件相隔近二十年，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情形不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从纽约《世界日报》看到王震邦先生所写《孙立人如何被卷入美远东政治漩涡》一文，知道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曾有人建议以孙将军保卫台湾，甚至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这些建议与方案产生于1949年，而孙将军及郭廷亮的事件则发生于1955年，前后相去六年，可见“政治漩涡”的力量牵涉相当久远，其实这些情事历史上的背景，尚不只于这短暂的六年。

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之恶劣化，以史迪威事件为转捩点。1944年以前，美国有些人士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不满，还只零星吐露，及至蒋要求撤换史迪威，损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从此美国官方与民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看法，一落千丈。1949年的建议与方案，虽说是针对中国内战急转直下的情势着眼，却不能说与以上的感情作用无关。

一般美国人不明晰的，是当时中国国军干部，在中美争执时，多顺着民族意识，崇奉自己的主帅，不满意喧宾夺主的客卿，只是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主张。1944年，我们在军中已经听说蒋委员长在桂林、柳州军事失利之后，已经受到美国的压力，答应将统帅权交让给史迪威，但是不满足，还要通过罗斯福去凌辱蒋。史将军去世之后，他的日记缄简，经过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