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翻阅历史，可以发觉11世纪北宋时王安石之变法，希望将财政片面商业化，也是在类似的情形下，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而失败。中共在大陆的设施初看无一是处，可是却已造成下层机构一个较简洁的粗坯胎，目前他们已经看清本身的弱点，于是证券市场之设立，破产法之被提及，所得税之征收，保险事业之抬头，尤以地产之使用权可以价让，都是确定私人财产权的步骤。今后社会多种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换，则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应能构成一个大罗网，现代社会的重楼叠架于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军队与政府就靠这种机构维持。所谓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Irreversible），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应当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其长期合理性。张学良将军和孙立人将军虽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这种局面，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福。

我也是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毕业，也算是留美学生（陆军参谋大学1947年级），所以敢于说知道此中情节。历史之展开，其发展之程序多时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能觉得应当如是，即将这应该的程序写成历史，而只能实事求是。而且今日局势大白，我们更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所云：“对所有人表示慈爱，不对任何人怀抱怨毒。”孙案还有很多地方待调查解决，这文字虽以历史家的立场写出，孙将军仍是笔者的“老长官”。在孙案以不同角度牵入的江云锦和陈良熏，也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名义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虽无一面之缘，其年岁环境和笔者也相去不远。只要命运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换位置，彼此接受对方的经历。况且几年来为孙案奔走的潘德辉和舒适存将军也与我迭予照注，海天相隔，我只希望他们都被认为在大时代动乱中曾衷心对国事有真切的贡献，而且历史的展开也确是如此，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侧面、正面，积极、消极的区别，其总结果则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文章里因为叙述之所至，写了一些对前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约瑟夫—史迪威上将不利的文句，只是以上的字语，早已刊刻成书，发行十万，至今还在图书馆里，也无可隐饰。我也仍能记起史将军看到雷多的中国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个墓碑上都写着“无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将死者姓名部队番号查出。他看不起中国官僚制度的作风，却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他没有对外宣扬，却在日记里悄悄写出中国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因为即使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农民仍能抬头乐观。即使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当日一气，曾写下很多对蒋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后来也曾对Newsweek的记者讲，他低度估计了蒋的困难。笔者曾于1979年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他叙述中国只注重高层机构，没有看穿下层组织，并且要他看过即可以“归档于字纸篓里”，也就是将信掷弃。不料一年半之后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见得有了历史的纵深，我们即对亲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与前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一切归结于大历史。

1988年9月1日《历史》第八期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

阙汉骞将军在大陆时曾任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和五十四军军长。1941年间我曾在他麾下当少尉排长几个月。最后的一次看见他，已是1945年，去抗战胜利只数日。我不熟悉他去东北及以后在台湾的情景。

我能够在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十四师，也出于一个离奇之缘分。当日左派名流田汉，曾在长沙主持《抗战日报》，我在入军校前曾在报社里服务几月。他的儿子田海男（现名田申，在大陆）和我同入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我们将近毕业的时候，由“田伯伯”介绍与前五十四军军长陈烈，原来准备到军部报到。当时五十四军尚驻广西柳州。可是在1940年的冬天，全军开拔，由广西南宁经由田东百色入云南富宁。其原因乃是欧洲的战事急转直下，巴黎已被德军占领，日本也乘机进驻越南，他们有北攻昆明的模样。一时前往云南的有国军第九集团军的九个师。五十四军的十四师、五十师和一九八师，全属第九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只是这时候陈烈将军在行军时，拔牙无清血药，以败血症死在滇桂边境。当时距我们毕业和分发到部队的期间尚有几个星期。我曾看到田伯伯给海男家信里提及十四师师长阙将军乃是国军中“一员猛将”，于是怂恿海男写信给他父亲再央请阙师长将我们四人〔我和海男外，尚有李承露（现在台北）和朱世吉（内战时死在东北）〕指名调派到他师里服务。只是以后看来，这样的安排全不需要。当我们还在营钻之日，军校教育处长黄维将军（现也在大陆）已奉命接掌五十四军，他全面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