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给费公，表示对他的“尊敬、景慕与感激”（respect, admiration, and 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近多年来费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国实质上的领导地位，虽然他的文字仍见于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间常出现于电视，可是他的言辞已失去了当年的斩钉截铁、锋芒毕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说“国家”一字不见于传统中国之字汇。又说国民政府戴上了“双焦点眼镜”既复古也维新）。1976年我有一份稿件请他支持，他答应看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可是三年后他知道我在纽普兹被排挤失去职位，曾不待我的央请，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现任中西部一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给我电话，不待面试愿意授我职位，只是我也有原因辞而未就。

他的自传《到中国去》（China bound）出现于1982年，虽然内中也有很多有兴趣的段落，只是也表现他为优秀主义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于风采翩翩受过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凡治学的人都有优秀主义的趋向，连我自己在内。但是以这种态度对付现今中国广大的群众运动则非常的不协调），也暴露了他对蒋介石的愤怒出于感情作用。书中也有对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亚索甫（Alsop）、李约瑟（Needham）和一位台湾的官员（未具姓名），书中提出他在哈佛费公给他不及格。

费正清先生给我两点最大的启示，都出于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着他自己的恩师蒋廷黻的判断，认为不少的中国人对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对中国内地实况却反而茫然莫识。另一则是中国有她本身的特征，即现代化亦会保持她的特色。从这两点启示，我可以对中国前途保持乐观的看法。不少的人没有领悟得到，中国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决定，其实则领导人物无不迁就下端。自我从军时在内地的 情形，只眼看来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刻下中国已逐渐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转。还有些人不仅对中国期望过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后果也是极端的西化。这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经过美军占领，战后改造全受美国指令，到头日本并没有成为美国之翻版。所以今日中国纵有千百种不如人意之事，只要步骤上是朝安定康乐的大方向走，我们应当鼓励协助其完成。这种乐观的看法，已不复见于费正清最近之书刊。

我给费公最后的一段短柬自称为“不听指示的学徒”（Your Wayward Disciple）。我也自认我负费公。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众，我仍要说我受大师费正清先生诲益非止一端。

1991年9月28日《时报周刊》三四四期

摩天楼下的刍议

卫方在波士顿遇见了他的朋友。晚餐之后聚谈到十点半，他辞别了出来。朋友原来邀他在旅馆里住夜，他辞谢了。在夏天像奥顿这样的旅舍，单人房间起码就是一百美金一夜。而且卫方每一旅行就失眠。与其辗转反侧地纠缠着枕头和床单挣扎，还不如星夜回家，说不定在巴士上还可以若断若续地坐着打盹。

在车站里，他发现洗手间在地下室。但楼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把守，来人非持有车票，不得下梯。

上下楼梯之后，卫方还想到当晚他和朋友在奥顿的餐室里的晚餐。他叫的是小鳕鱼，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 special）。他们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几分钟就走来问。

朋友告诉沾米，海味煎烹得过度。“抱歉。”沾米说着。卫方在旁边没有明讲的则是鳕鱼味同嚼蜡。付账时，朋友在账单上签了字，另给小账三元。沾米取过去，初时并没说什么，过了三四分钟他又回来了，手中仍拿着内有账单与小账的胶型碟子。“先生，”他告诉朋友，“你的签字没有注明房间号码。”这位朋友照着侍者的指示，将房间号码加写在签名之下。这时候，三块钱小账仍在碟里，沾米就趁着这机会做文章。“先生，”他说，“难道这里的服务这么坏？”

“什么？”东道主已经把笔放在口袋里，很惊讶地瞧着沾米。

对方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很理直气壮地陈述：“你给的小账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当面被抗议小账给得不够，这是第一次的经验。可是，这是沾米的世界，小账已是分内应有而不是额外施恩。他又不能原谅这两位资深公民之年老无知，重复地说：“这小账不及十分之一……”

卫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当他的东道主胸前挂着飞行员和降落伞的徽章时，对这种质问的反应，现在到底是经过圣命的牧师（ordained minister），此一时彼一时也，态度自然不同，他从皮包里找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碟子里，才把三张一元钞票收回。沾米对他的抗议算是得到圆满的解决，低声哼着道谢退场。

波士顿到纽约的巴士挤满了旅客，有些人在车门口站队达一两小时，就是想要占得座位。卫方上车时已经找不到座位，后面还有三十个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