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也越不可分割。

我们乘坐的SAS飞机自斯德哥尔摩起飞三小时后接近英伦。邻座的一位瑞典乘客借我的笔填写入境报告单，引起一段谈话，不久就牵扯到瑞典的物价上面去了。

“不仅你们以为高，我们也以为高。”他很着重地说。“我们还要纳高度的所得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稍停之后他又继续下去。“现在瑞典是欧洲生活程度次高的国家了。第一位则是意大利。很多人说下次选举时，社会民主党有问题，这很难说。”

“不过你们向来是一个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我就插上去说。

“那倒是真的，教育不付费，医药也不付费（free school，free hospital）。”

我没有告诉他的乃是回美之后我们还要立即筹付一年一度的一千三百美金的学校税。而且纽约街上仍有很多乞丐，最近我们也看到伦敦也有乞丐出现。

“你们的失业救济一定办得好，”我说，“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我看不到一个沿街行乞的人。”

“现在也有了，”他更正我，“在地铁那边有一个家伙，我看着他每天都在那里——有一个多月了。”稍隔一下他又说：“不过他们大概都是外来移民，那个人就是罗马尼亚来的。”

这时候飞机已至英国东南的Anglia上空，驾驶员说明他会向着泰晤士河飞，到伦敦的“大本”（Big Ben）之后才折向右准备在希则罗降落。

1990年10月稿，1991年8月修订

沙卡洛夫

我一听说某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某人是“中国的沙卡洛夫”，就觉得心头非常不安。作这种说法的人，通常简化历史，将中外情势混成一气，满以为某人能在外国如此，我方也应当在中国如此。有时尚且鼓励被说的人去东施效颦做得文不对题，其始也失之毫厘，最后则可以谬之千里。

还有些批评家动辄将人物区分为好人及坏人，全凭一己之憎爱将被说者身世环境经历与行止一并抹杀。有如班固著“汉书”时创制“古今人表”，将洪荒以来传奇性及现实性的人物按三等九则区分他们的高低，而以褒姒与妲己同列为“下下愚人”构成以道德解释历史之最极端。

以今日世事之丛复繁蝟，我们要说某人的行动举止完全完善无瑕，另一人则毫无是处，更属迁就，而有时近于滑稽。闲话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