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的行为的愚蠢与不人道所感到的义愤，被我们对不幸受害的人所感到的同情扩大加剧。然而，似乎没有什么会比把某个人送上绞刑台，只因他轻率地投掷了一块石头到大街上，但没伤害到什么人，更令我们自然的公平感震惊。然而，他的行为的愚蠢与不人道在这场合与在前一场合完全相同，不过，我们的感觉仍然大不相同。考虑此一差异，或许可使我们了解，对于激发义愤，甚至是激发旁观者的义愤，行为的实际后果往往有多么强烈的作用。在这种场合，如果我没料错，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有很严酷的惩罚规定；而在另一种相反的场合，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则普遍有轻纵或放松惩戒现象。

另有一类疏忽，其中没有任何不公正的成分。犯了这一类疏忽的人，对待他的邻人犹如对待他自己似的，他无意伤害任何人，而且也绝不会自大地藐视他人的安全与幸福。然而，他的言行举止没有尽到他该尽的小心与谨慎，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应该受到某一程度的责备与非难，但不该受到任何惩罚。不过，万一他的这种疏忽[17]使另一个人遭到了某些损害，我相信，根据所有国家的法律，他都负有赔偿的责任。虽然这无疑是一项真正的惩罚，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引起了那个不幸的意外，原本也不会有什么人会想到要对他施加这样的惩罚；然而，法律的这项决定，所有人类无不自然觉得赞许。我们想，没有什么原则会比“一个人不应该为另一个人的不小心而受害”更为公正，因此，该受责备的疏忽所引起的损害，应该由犯了这种疏忽的人负责赔偿。

还有另外一类疏忽[18]，只是对行为所有可能的后果，欠缺最为焦虑不安的小心与最为瞻前顾后的谨慎。欠缺这样仔细周到的费心注意，当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发生时，不但绝不会被视为该受责备，反倒是这样的注意会被视为该受责备。什么事都怕的那种胆小的谨慎，绝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反而会被认为比其他任何一种性格都更能使人丧失行动与办事能力。然而，当某个人，由于欠缺这种过分的小心注意，凑巧给另一人造成损害时，他却时常被法律强迫须赔偿损害。譬如，根据阿奎瑞安法(Aquilian law)[19]，一个未能驾驭一匹意外受惊的马而凑巧压倒邻人的奴仆的人，必须负责赔偿邻人的损失。当发生这种意外时，我们往往会想，他原本不该骑这样的马，我们往往会认为他尝试骑这样的马是一项不可宽恕的轻率决定。虽然，如果没有发生这意外，我们非但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反而会在他拒绝骑那一匹马时，认为那是因为他胆怯懦弱，是因为他过分忧虑某些仅仅可能发生，但实际上没必要去注意的事情。至于那个因为发生了这种意外而不由自主地伤害了另一个人的人，他自己似乎也会觉得，他对受害者有些过失，应当受罚。他会自然地急忙趋前向受害者表示他关心所发生的事故，会尽可能向受害者赔礼认错。如果他还有一些察言观色的能力，那他必然会希望赔偿损失，并且尽他所能地安抚那种兽性的怨恨，那种他知道很容易在受害者的心里升起的非理性的怨恨。完全不道歉，完全不提出赔偿，将被认为是极残忍野蛮的行为。然而，为什么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道歉呢？既然他和其他任何旁观者一样无辜，那他又为什么被这样从所有人类当中单独挑出来，必须补偿另一个人的坏运气呢？这项责任无疑绝不会强加在他身上，要不是连公正的旁观者，对于那另一个人心里边那种也许可视为不正当的怨恨，也多少有一些纵容的同情的话。

第三节 论这种感觉出轨的终极原因

行为的各种好坏的后果，就是这样影响行为人以及他人的感觉；而主宰这世界的运气女神，就这样在我们最不愿意允许她有任何影响的地方有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某一程度内，指导人类怎样判断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品行。这世界根据结果而非意图在品评每个人，是亘古以来的不平之鸣，也是培养美德的一大障碍。每个人都同意这一则一般性的处世格言，即：由于结果并非取决于行为人，所以，它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行为的功与过或合宜与否的感觉。但是，当我们遇上个别具体的事例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感觉很少在任何一个事例中完全服从这一则公正的处世格言。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幸运与否，不仅往往决定我们对行为审慎与否会有怎样的感觉，而且也几乎总是会激起我们的感激或怨恨，左右我们对其意图的功过判断。

然而，当自然女神将此一感觉出轨的种子植入人类的心灵时，她似乎就像在所有其他场合那样，意在谋求人类的幸福与完美。如果只要有伤害的意图或恶毒的情感，便足以引起我们的怨恨，那么，对每一个我们怀疑或相信他心里怀有这样的意图或情感的人，我们必定会感到满腔怒火难抑，即使那些意图与情感从未化为任何实际的行动。感觉、思想与意图，将变成惩罚的对象，如果人类对它们所感到的义愤，和对实际行为所感到的义愤一样的高亢；如果在世人的眼里，尚未付诸行动的恶劣思想，似乎和恶劣的行为一样地高声要求报复，则每一个司法审判庭都将变成实质的宗教审判庭。每个人，无论他的言行举止再怎么无辜与谨慎，都不会有安全。因为人们或许还会怀疑，他怀有邪恶的愿望，邪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