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救助贫穷与不幸更为重要。[17]因此，我们对权贵人士的尊敬，极易失之太过；我们对贫穷不幸者的同情，极易失之不足。道德家们总是劝勉我们要多一点慈悲与怜悯。他们警告我们不要迷恋权贵。没错，这种迷恋力量是这么的强大，以至于有钱者与有势者常常比有智慧者与有美德者更受尊重。自然女神已经很聪明地判定，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建立在显而易见的出身与财富差异上要比建立在看不见的、并且时常不确定的智慧与美德差异上更为稳固。绝大部分社会下层群众，即使他们没有什么分辨的眼光，也能够充分看清楚前一种差异，而有智慧与有美德的人，即使拥有明察秋毫的识别能力，有时候也需要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分辨出后一种差异。在前述所有那些推荐的先后顺序上，自然女神的仁慈智慧，是同样显而易见的。

这里也许无须特别指出，两个或更多个会激起亲切仁慈的原因结合在一起，会加强亲切仁慈的情感。当忌妒心没在作祟时，我们对权贵人士自然会怀有的那种亲切偏爱之情，将会因为他除了权贵之外还拥有智慧与美德而大大增强。倘使有这样的一位权贵，尽管他拥有这样的智慧与美德，却陷入灾难，陷入位尊权重者往往比别人更容易遭遇到的那些危险与困厄中，那么，对他的命运，我们关心的程度肯定会比对一个有相同美德但身份地位比较卑微者的命运深切许多。仁慈善良与宽宏大度的国王或王子遭逢种种灾难，是悲剧和传奇故事中最有趣的主题。如果他们尽力发挥他们的智慧与英勇气概而终于脱离那些灾难，并且完全恢复他们以往的尊贵与安全，我们肯定会禁不住给予他们以最热烈甚至过度的赞美。我们为他们的苦恼所感到的悲伤，我们为他们的成功所感到的喜悦，似乎会结合起来，加强我们对于他们的地位与品格自然会怀有的那种偏心的赞美。

当前述那些不同的行善情感凑巧把我们往不同的方向拉时，要依据任何明确的规则决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顺从某一种情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又应该顺从另一种情感，似乎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在什么情况下，友谊应该对感激让步，或感激应该对友谊让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按下所有自然的亲情，即便是最强烈的父子亲情，而优先考虑我们上级长官的安全，因为整个社会的安全时常有赖于那些上级长官的安全；又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我们允许自然的亲情胜过对上级长官的安全顾虑，也不会有什么不合宜。这些必须完全留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人，那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公正的旁观者，那个裁判我们的行为对错的伟大判官与裁决者来决定。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摆在他的立场上，如果我们真的用他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就像他实际看待我们那样，并且用心虔诚地倾听他对我们的建议，那么，他的声音绝不致欺骗我们。我们将不需要仰赖任何决疑学的规则来引导我们的行为。[18]这些规则要适应情况、性格与立场上所有不同的细微差异和变化，亦即，要适应各种虽然不是完全无法察觉，但由于它们的微妙与纤细往往完全无法明确界定的差异和分别，经常是不可能办到的。在伏尔泰所编的《中国的孤儿》[19]那一部感人的悲剧中，当我们钦佩札姆蒂(Zamti)的宽宏大度时(因为他愿意牺牲他自己儿子的性命，以保全他昔日所效忠的君主和所服侍的主人家族唯一幸存的弱小孑遗)，我们不仅原谅，而且也爱上艾达美(Idame)那种心软的母性慈悲，虽然她为了从鞑靼人的魔掌中赎回她那被刻意送入虎口的婴儿时，险些泄露了她丈夫的重要秘密。

第二节 论自然女神按何种顺序把哪些社会团体托付给我们帮助

指导哪些个人依何种先后顺序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那些原则，也同样指导各种社会团体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先后顺序。首先且主要被托付给我们善行照顾的，是我们的善行对它们极为重要，或也许极为重要的那些团体。

我们在其中出生，在其中受教养，并且一直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国家或主权国，一般来说，是我们的行善或为恶，对于其幸福或悲惨能够有什么显著影响的社会团体中最伟大的那一个。因此，它是极力被自然女神推荐给我们关心的社会团体，或者说，它是我们天生最在意的社会团体。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所有让我们感到最亲切的对象，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恩人，所有我们最喜爱与最尊敬的那些人，通常都包含在这个团体中，并且他们的幸福与安全也多少有赖于这个团体的幸福与安全。所以，它自然为我们所钟爱，不仅基于我们所有自私的情感，也基于我们所有私人的情谊。鉴于我们自己和它的连接，它的幸福与光荣似乎为我们自己带来某种光彩。当我们拿它和其他同类团体相比时，我们会以它的优越为荣，如果它在任何方面不如它们，我们多少会感到屈辱。所有它在昔日产生过的著名人物(这里所以仅限于昔日产生的，是因为，对于我们自己当代的那些著名人物，忌妒的心理有时候也许会使我们有一点点讨厌他们)，包括它的勇士、它的政治家、它的诗人、它的哲学家，以及各种作家与文人，我们倾向以最偏心赞美的眼光看待他们，并且(有时候非常不公正地)把他们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