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确实比较宽广些。(根据德利兹枢机主教看法[23]，这是一个不会过分轻易相信他人有美德的人)法国参与孟斯德(Munster)条约[24]谈判的全权代表阿沃伯爵[25]，愿意牺牲他的生命，以便透过该条约恢复欧洲普遍的和平。威廉国王[26]似乎怀有一股真正的热情，很希望看到欧洲大部分的主权国家保持自由与独立。这股热情也许受到他特别讨厌的法国的很大的刺激，而当时法国恰好是那种自由与独立的主要威胁。此一仇视法国心态，有一部分似乎传给了安妮女王[27]的第一任内阁。

每一个主权国家，内部都分成许多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团体，各自有其特殊的权力、特权与豁免权。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喜爱，自然甚于其他任何阶级或团体。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虚荣，他的许多朋友和伙伴们的利益与虚荣，通常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或团体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自然热衷于扩张他自己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特权与豁免权；他自然热衷于保卫那些权利免受其他任何阶级或团体的侵犯。

就任何国家来说，所谓它的政体(constitution)，乃取决于它内部被分成哪些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团体，以及那些阶级与团体被分配到哪些个别的权力、特权与豁免权。

它那个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一个别阶级或团体维护它自己的那些权力、特权与豁免权免受其他每一阶级或团体侵犯的能力。每当有任何它的从属部分的身份与地位，相对于其他从属部分的身份与地位被抬高或压低时，它那个政体必然多少会有些改变。

所有那些不同的阶级与团体都依存于那个让它们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国家。它们全都从属于那个国家，并且全都只在对那个国家的繁荣与保全有所裨益的从属关系中获得安顿与确立。每一个阶级或团体中最偏心的成员也承认这是事实。然而，往往却很难说服他相信，国家的繁荣与保全需要他自己的那个阶级或团体在权力、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多少作出一些让步。这种偏颇的心态，虽然有时候也许是不公正的，却不见得因此便一无是处。它制止创新的精神。它倾向于保存一国内部各个阶级与团体之间那个已经确立的平衡，虽然有时候它像似妨碍政体进行一些在当时也许是很流行且很受欢迎的改革，然而，它实际上却有助于整个国家体制的稳定与永存。

在普通场合，我们的爱国心，似乎含有两种不同的情操：其一是，对那个已实际确立的政体或统治形态怀有一定程度的尊敬；其二是，真心渴望尽我们所能使我们同胞过着安全、体面与幸福的生活。不愿意尊重法律，也不愿意服从民政长官的人，不是一个公民；而不愿意尽他所能增进他的同胞们的全体福祉的人，则无疑不是一个好公民。

在和平宁静的日子里，那两种情操通常并行不悖，导向同一行为。要维持我们同胞的生活安全、体面与幸福，最方便划算的方法，似乎显然是支持已经确立的政体，而这个政体要让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可使他们得以继续过着安全、体面与幸福的生活。但是，在人民怨声载道、党派争斗不已与社会混乱时，那两种不同的情操也许是拉往不同的方向，而甚至智者也会被搅得倾向于认为，那个就其现状而言显然已无法维持公共安宁的政体或统治形态，必须进行某些改革。然而，在这样的场合，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要判断什么时候他应该支持并且尽力重建旧体制的权威，以及什么时候他应该对比较大胆但往往也比较危险的创新精神让步，也许常常需要他发挥最高的政治智慧。

国外战争与国内党争是爱国心的两个最佳展现时机。在与外国的战争中，报效国家取得胜利的英雄，满足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因此是全国人民感激与赞美的对象。在国内党派倾轧不和时，彼此争斗的那些党派的领袖们，即使受到他们的一半同胞赞美，通常也会受另一半同胞诅咒。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个别贡献的价值，通常显得比较含糊与可疑。因此，那种因国外战争而取得的光荣，几乎总是比那种能够在国内党争中取得的光荣，更为纯正地道，也更为灿烂耀眼。

然而，党争胜利的那一派的领袖，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威说服他自己的那一派党徒以行动展现适度的容忍与节制(他时常不会有这样的权威)，那么，他有时候可以为他的国家提供一项远比最伟大的战争胜利和最广袤的领土征服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服务。他可以重建并且改善政体，他可以摇身一变，从扮演某一党派的领袖那样非常可疑与暧昧的角色，变成扮演所有角色中那最伟大与最高贵的角色，亦即，扮演某一伟大的国家的改革者与立法者，并且，以暗藏在那些被他建立起来的制度里的智慧，在他身后连续许多世代，确保国家内部的平静和同胞们的幸福。

在内讧的喧嚣混乱中，某种热衷主义或理论体系的精神(spirit of system)[28]很容易主动和那种以博爱为基础，以真正关怀同情我们的某些同胞可能遭遇到的种种不便与困苦为基础的爱国心搅和在一起。这种热衷主义的精神通常会凌驾那种比较温和的爱国心，主导后者的动向；总是会鼓舞它，常常会把它煽动到甚至疯狂着迷的地步。心怀不满的那一派党徒的领袖们，很少不会提出某一看似可行的改革计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