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克泰德说，如果我将扬帆出海，我会选最好的船和最好的舵手，而且我也会等待我的处境与责任所允许的最好的天气。审慎与合宜，众神为了引导我的行为而交给我的这两条守则，要求我这么做，但是，它们没有别的要求。尽管如此，如果刮起了那种不论是什么船只的强度或舵手的技巧都不可能抵抗的暴风，我也不会劳神去担心会有什么后果。一切我必须做的，都已经做了。引导我的行为的众神绝不会命令我，要觉得可怜，要焦虑不安，要垂头丧气或感到害怕。我们是否要溺死在海中，或在某个港口安全上岸，是朱比特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完全把这件事留给他决定，我绝不会中断心中的平静去考虑他可能会怎样决定这件事，而会以同样无所谓与泰然的心情接受任何来临的结果。

斯多葛学派的智者，由于对统治宇宙的那个仁慈的智慧抱着这么完全的信心，而且对那个智慧认为合适建立的任何秩序也抱着这么完全顺从的态度，所以，对他来说很自然，所有人生的际遇必定大多无所谓好坏。他的幸福全在于，第一，沉思伟大的宇宙体系的幸福与圆满，沉思那个由众神与人类，由一切有理性有感觉的生命组成的伟大共和国的良好的统治秩序；第二，善尽他的责任，在这个大共和国的日常事务中，适当地扮演他的角色，不论那个智慧分派给他的角色是多么的渺小。他的种种努力是否合宜，对他来说，或许关系重大。它们的成功或失败，对他却不会有任何影响，不会激起任何热烈的喜悦或悲伤，也不会激起任何热烈的愿望或反感。如果他喜好某些事情甚于其他事情，如果某些情境是他选择的对象，而其他情境是他拒绝的对象，那也不是因为前者本身在任何方面比后者更好，或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所谓幸运的情境中会比在所谓不幸的情境中享有更完整的幸福，而是因为行为的合宜，因为众神为了引导他的行为而交给他的这一条守则，要求他必须这样取舍。所有他的心意全被吸纳贯注在两种主要的心意中，他全神贯注在执行他自己的责任，以及希望一切有理性有感觉的生命得到最大可能的幸福。关于后面这个心意的满足，他百分之百安心仰赖伟大的宇宙主宰的智慧与力量。他唯一挂念的是怎样满足前面那个心意，不是挂念会有什么结果，而是挂念他自己的各种努力是否合宜。不论结果是什么，他都相信会有一个优于他的力量与智慧把它用来增进他自己也最希望增进的那个伟大的目的。

这个取舍合宜的原则，虽然最初是被那些受取舍的事物给我们指出来的，也是为了那些事物的缘故而被指出来的，并且可以说，是被那些受取舍的事物推荐和介绍给我们认识的。然而，当我们一旦变得彻底熟悉了这个原则，我们在这种行为中看到的秩序、优雅与美丽，以及我们从这种行为中所感觉到的幸福，对我们来说，必然会显得比实际取得所有不同的适合我们选择的事物，或实际避免所有那些适合我们拒绝的事物，更有价值。人生的幸福与光荣，来自于遵守这个合宜的原则；人生的不幸与耻辱，则来自于忽略这个原则。

但是，对于一个智者来说，对于一个已将他的各种热情完全驯服在他的天性中的统治性原则之下的人来说，要做到正确遵守这个合宜的原则，在所有场合都是同样容易的。如果他处在顺境中，他会感谢朱比特让他处在这么容易把握的情境中，处在这种没有什么诱惑让他做错事的情境中。如果他处在逆境中，他也同样会感谢这个人生场景的导演，为他安排了一个很强劲的比赛对手，虽然和他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不过，赢过他的胜利将会更为光荣，而且这胜利也同样是必然会实现的。处在那种并非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而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困境，如果我们在其中的行为完全合宜，哪会有什么羞耻可言？因此，绝不可能有什么不幸，反而会有最大的幸福与好处。一个勇敢的人，当他面对并非由于他自己的鲁莽所致，而是他的命运使他卷入的那些危险时，反而会欢喜雀跃。那些危险让他有机会运用这么一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它的发挥，经由意识到自己合宜出众与应受钦佩，会产生意气昂扬的喜悦。一个熟练所有他的运动技巧的人，不会厌恶和最强劲的对手较量他的力气与敏捷。同样的，一个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感的人，不会害怕所有宇宙的主宰认为可能适合把他摆进去的环境。那位神明的宽大慈悲已使他具备足以超越每一种环境的美德。如果这环境是享乐，他有节制的美德去节制它；如果这环境是痛苦，他有坚定的美德去忍受它；如果这环境是危险或死亡，他有宽宏与刚毅的美德去藐视它。任何人生的变故，绝不可能使他惊惶失措，或使他不知道如何保持，在他的理解中，同时构成他的光荣与他的幸福的那种情感与行为上的合宜性。

斯多葛学派显然把人生看作是一种大有技巧的游戏比赛，然而，其中掺杂机遇的成分，或掺杂某种被世俗理解为机遇的成分。在这种游戏中，赌注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游戏的乐趣全来自于玩得好，玩得公平和玩得很有技巧。一个优秀的玩家，尽管用尽了所有他的技巧，然而，由于机遇的影响，如果碰巧输了比赛，他的失败也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不应该是一件值得真正感到悲伤的事情。他未曾有什么错误的比赛动作，他未曾做出任何他应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