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那个主宰力量清楚地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将认为我们自己被要求这么做，而这不仅在命定的且不可避免的人生大限时。当那个主宰力量的眷顾安排，使我们今生的处境，整个看起来，变成是适合我们拒绝，而不是适合我们选择的对象时，他为了引导我们的行为而交给我们的那一条伟大的守则，在这个时候，要求我们放弃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说听到了那个神圣的主宰所发出的庄严仁慈的声音，清楚地要求我们这么做。

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斯多葛学派认为，抛弃生命可能是一个智者的责任，虽然他可以过得非常幸福；而相反，继续活下去也可能是一个弱者的责任，虽然他必然过得很不幸福。如果，在智者的处境，自然适合他拒绝的情况多于自然适合他选择的情况，整个处境变成是适合他拒绝的对象，这时，众神为了引导他的行为而交给他的守则，就会要求他尽快在情况方便时抛弃他的生命。然而，他是完全幸福的，甚至在他或许认为应当继续活下去的时候。他不是把他的幸福寄托在获得他所选择的事物上，或寄托在避免他所拒绝的事物上，而是寄托在他的取舍始终严正合宜，寄托在他的种种努力合宜恰当，而不是寄托在他的种种努力获得成功。相反，如果在弱者的处境下，自然适合他选择的情况多于自然合适他拒绝的情况；他的整个处境变成是适合他选择的对象，而继续活下去则是他的责任。然而，由于他不知道怎样利用那些情况，他其实是不幸的。纵令他手上的那一副牌是这么的好，可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出那一副牌，因此，不可能享受什么真正的满足，不管是在游戏过程中，或在游戏结束时，不论这游戏碰巧有什么结果。[14]

自愿死亡在某些场合的合宜性，虽然在古代各哲学门派中，也许是最为斯多葛学派所坚持的，然而，其实却是各门各派共同的一个教条，甚至温和慵懒的伊壁鸠鲁学派[15]也有同样的说法。在古代各主要哲学门派的奠基宗师还活着的那个时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16]和战后许多年中，希腊各个共和国，在内，几乎始终处在最激烈的党派斗争纷乱中；在外，则卷入最为血腥凶暴的战争中，每一个共和国在战争中所追求的，不仅是霸权或统治权，而是彻底灭绝所有它的敌人，或者，比较不那么残忍的，也要使他们沦为所有阶级中那个最下贱的阶级，要使他们沦为家奴阶级，要在市场上把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像牲畜那样，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而那些国家大部分又是小国，这使得它们每一个并非很不可能正好陷入那种它自己经常作孽使一些邻国陷入的，或至少企图使它们陷入的不幸中。在这样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最没有瑕疵的清白，加上最高贵的身份地位和最伟大的公职服务，也不能保证任何人，即使他待在国内和他自己的亲人与同胞在一起，不会有朝一日由于某一对他怀有敌意与愤怒的党派得势而被判处最残忍与最不名誉的惩罚。如果他在战争中成为俘虏，或者他所属的那个城邦被征服了，他也许会遭遇到更大的伤害与侮辱。但是，每一个人自然，或者毋宁说必然，会使他的想象力熟悉种种他预知他的处境可能常常会使他遭遇到的危难。一个水手不可能不会常常想到暴风雨和船难，想到沉没在大海中，以及想到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行动。同样的，一个古希腊时代的爱国者或英雄，也不可能不会使他的想象熟悉所有各种他知道他的处境必定常常，或者毋宁说经常，会使他遭遇到的灾难。正如一个美洲的野蛮人会准备他的死亡之歌，并且考虑在他落入敌人的手中，当着所有旁观者的侮辱与嘲笑，被敌人以最受折磨的方式处死时，他该怎样行动那样，一个古希腊时代的爱国者或英雄也不可能避免常常动用他的脑筋，考虑在他被放逐时、被俘虏时、被降为奴隶时、被酷刑折磨时，或被送上绞刑台时，他应该忍受些什么，以及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各门各派的哲学家们全都很恰当地主张，美德，亦即审慎、公平、坚定与节制的行为，不仅是最可能的，而且也是最确实可靠的，通向幸福甚至是今生幸福的道路。然而，这种品行却不可能始终会使坚持这种品行的人免于，有时候甚至还可能为他招来各种难免会在那样纷乱的国家状态中发生的不幸。因此，他们努力证明，幸福或者完全，或者至少大部分和命运无关。斯多葛学派说，幸福完全和命运无关；而柏拉图学派和逍遥学派则说，幸福大部分和命运无关。审慎、公平、坚定与节制的行为，首先是最可能保证每一种事业成功的行为；第二，即使它没获得成功，然而，这时心灵也并非毫无慰藉。有美德的人仍然可以享受他自己的内心所给予的完全赞赏；仍然可以感觉到，不管外面的事情是多么的不顺，内心里的一切都是平静、安详与调和的。他通常也可以安慰他自己，相信他拥有每一个贤明与公正的旁观者的爱与尊敬，相信后者一定会一方面钦佩他的行为合宜，一方面痛惜他的运气不佳。

同时，那些哲学家还努力证明，人生可能遭遇到的一些最大的不幸，比通常想象的还更容易忍受。他们尽力指出任何人仍然可以享受到的各种慰藉，即使陷入贫穷，即使被放逐，即使遭到群众不公平的喧嚣辱骂，即使在目盲、在耳聋、在年老垂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