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书。没有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真实讲述，展示华服和小丑般举止背后的真相）；没有当代文学评论（他有时会说起）；没有伊舍伍德①那样的关于战后德国的书（他一度谈到）。最终，他不再向我暗示他在写作。但他的言行举止仍是作家的派头。

艾伦的作家性情也颇有几分真实，不比我一九五○年设想自己是作家时的性情更具欺骗性。在那段日子里，我在写作中对自己隐藏经历，对经历隐藏自己，某种程度上歪曲事实，同时向任何读出言外之意的人袒露心声。所以艾伦表现出的所有文学方面的性情，他提及的他在写的书，他难以面对而将之隐藏的事，这些我都深有体会。

据他说，那本伊舍伍德风格的书暗示他情感生活的失意与痛苦。他和一个年轻的德国男人有感情纠葛，为此他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对我含糊其词，好像是要试探我对他（半像个小丑）坦白一段感情的反应，试探我对同性恋的态度。也许是我的反应不符合他的预期，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又或者当他和我这个异乡人谈起这段不幸的恋情时他对恋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总之他不及细说便放弃了这个话题，之后再提起德国，无非是谈政治或文化。

而他的自传体小说讲述的则是他的童年和感性的发展过程。这本书简直是此类书的纲要。他的愿望（我再清楚不过）是告诉世界：“我也见到了这些事情，体验过这些情绪。”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经历过大家在同类书上描述的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他的童年、成长或者家庭生活对他深深的伤害，致使他过着孤独、动荡、有缺陷的生活。

他的文学态度近似他的生活经验，一种伴随“坦率”而来的自我关注（坦率地谈论一些受认可的话题——同性恋、自慰和在社会上往上爬），这也许向他自己隐瞒了他本身不完整的原因。在伦敦的聚会上，他过分紧张，着装惊人又自嘲，对人谄媚，他这副样子让我恍惚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我也隐隐体会到艾伦在那些欢乐的时光之后回到他孤寂的房间，会自我厌恶、愤怒和自卑。我也能理解庄园的孤独、在破败的花园里的散步对他来说（除了文学需要上的投合）何以也是一种治疗。拥有“富有的朋友”（因为据西里尔·康诺利②的说法，作家应该结交富有的朋友）是种治愈。他对我说“我给菲利普斯打电话，让他来车站接我”（因为这是老派的、“大洪水之前”的风格）这样的话时内心愉悦（而不说“菲利普斯先生”或者“斯坦利”或者“斯坦”）。

宅子本身也是一大原因。它有一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