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z）——他是洛西克鲁斯派因以得名的先祖，曾到东方旅行，并带回阿拉伯和印度的学问，构成了该会规例的基础的传说。这名见习生或主角在他的游历途中，有一个惯有的人物——密使或精灵——来陪伴或引导他，而这个人物是代表该会的人性化身，与代表精神原则的会长成为对比。在传统上，这位密使具有种种固定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那没有时间性的外表，他的炯炯目光，他的外国出身以及易变性。这些都是流行的“盟会小说”的标准装备，在这种小说里，它们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加以必要的变动——当时具有较高文学品质的长篇小说，其小说结构所具有的类似之处，譬如《威廉·麦斯特》就吸收了这些要素的大部分，而没有加以任何广泛的升华。虽然盟会小说以及那些结社本身，代表了对于纯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因此以神秘和秘密为豪，但是18世纪的作家对他们的反抗却无法绝对一贯：正如歌德一般，到后来，他们几乎总是给种种神秘提供一个理性主义的解答。这种理性主义的解答是典型的“盟会小说”的另一个标准特征。

这种理性主义的基础为浪漫派小说所扬弃。浪漫派的小说接受了“盟会小说”的外在形式，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它改变。结社本身不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是某一种高超理想的象征——如同在《亨利·冯·奥夫特丁根》一般——而该理想的尘世表现，通常是集中在密使的单独人物上，例如诺伐利斯的克林梭（Klingsohr），或是霍夫曼作品中的“双重人物”。配合这种内在化或升华，合理的诠释就被抛弃了，而该小说于神秘的气氛中结束，一如它开始的时候一般。不过，在结构上，连浪漫派的小说也保留许多传统的“盟会小说”的特色，虽然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这些特色加以根本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时期——1750年到1850年——如同黑塞一再叙述的，乃是他在精神上感到最自在的时代。哈利·哈勒的藏书主要是由歌德、哲安·保罗和诺伐利斯的完整版本所构成，后来又加上莱新（Lessing）、杰可比（Jacobi）和利支敦堡（Lichtenberg）的著作——甚至于加上了约翰·提摩太·赫麦斯（JohannTimotheus Hermes）的六卷作品《苏菲从麦默到萨克森的旅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黑塞的早期忧郁的主要根源，是他相信他的作品——这些是后继时代的产物——永远不能达到过去的大师所达到的高峰。在他那篇轻松愉快而富于资料的论文——《世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