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如果有人在目镜处设置光源，它又可以平行地向它们发射光线。莫尔顿就用这个法子，将一千厘米的反光镜变成了人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电子手电筒。

“你将信号发射到哪里呢？”他问道。

“大联邦有一艘小飞船，停在大约十公里外的空中。即使到了那个高度，我的光束依然能保持集中，要保持在同一个位置，需要非常好的导航。当时约定好了，飞船始终同我和一颗北天的暗星保持一线。当时在我的视野里，那颗星是始终看得见的。我想要发信号的时候——当然，他们也知道我的操作时间——我只要将坐标值输入望远镜，就肯定对方可以接收得到。他们船上也有一台小望远镜，上面安装了远紫外线感应装置。他们同时用普通无线电同火星保持联络。我当时想大老远飞到那里，只为了收听我一个人的信号，感觉一定很傻。有的时候，我会好几天什么也不发送的。”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萨德勒说道，“说到底，情报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哦，有两个方法。我们保存着每一期的天文学杂志，这一点没有问题。比如，在《天文台》杂志里，在规定好的页数上，我会专门负责查看。上面的字在远紫外线下才能像荧光一样显示出来。谁也不可能看出来，普通的紫外光根本没有用。”

“另一个方法呢？”

“我当时每周末都会去中心城的健身房。你脱下衣服会把它们放在上锁的衣柜里，不过上面的柜门有足够的缝隙可以塞东西进去。有时候我会发现在我的衣物上面多了一张制表机的卡片，上面打了一串孔洞。这种东西太普通，太常见了——在天文台随处可见，不仅在计算部门。我一向故意在口袋里放几张真卡片做障眼法。回到天文台以后，我就会解开空洞的密码，下一次发射的时候再把情报送出去。我一向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内容——全都是密码。我也从来没发现到底是谁把东西塞在我衣柜里的。”

莫尔顿停顿下来，疑问地望着萨德勒。

“总之，”他总结道，“我以为你始终没有太多机会。我唯一的风险是你有可能抓到我的线人，发现他们就是给我送情报的人。即使出现那种情况，我想我也有办法脱身。我所用的每一件仪器都是真正的天文工具。即使是调制密码的调制仪也可以说是一台光谱分析仪，虽然不太好用，但我事后也没把它拆下来。我的发报每次只消几分钟——这么点时间，足够传送大量信息了。发报之后我可以接着做我的日常工作。”

萨德勒用毫不掩饰的崇敬眼神望着老天文学家。他现在感觉好多了，多年前留下的自卑感烟消云散了。自责已经没有必要。他料想别人也未必能察觉莫尔顿的行迹，因为他们都把目光局限在天文台一个地方了。应该责怪的人是中心城和“托尔计划”的反谍报人员，他们应该在职责范围内阻止情报的继续外流。

萨德勒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不过又有些问不出口，这个，毕竟不是他该关心的。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过程。然而教授的动机依然是个谜团。

他可以揣想出许多答案。他以往所做的研究显示，像莫尔顿这样的人，不会为了金钱、权力这样无聊的东西而去当什么间谍。是什么热情的原动力驱使他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内心一定有极深沉的信念，让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可能是他的逻辑让他认为，大联邦应该支持，地球应该反对，不过面对这样的题目，仅仅有逻辑是绝对不够的。

这个秘密留在莫尔顿自己的心里。也许，他猜到了萨德勒的心思，因为他猛然间走到一座大书柜前，拉开了一扇嵌板柜门。

“我曾在书里读过这么一段，”他说，“读了以后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不知道它的本意是不是讽刺，不过其中包含着真理。这是四百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写的，他名叫塔列朗。他是这么说的：‘什么是叛国？其实只是迟早的事。’你该好好思考一番，萨德勒先生。”

他从书柜前走回来，带回了一对玻璃酒杯和一支酒瓶。

“这是我的嗜好，”他告诉萨德勒，“金星上最近一季的佳酿。法国人讥笑它，不过我以为它不逊于地球的任何一种美酒。”

他们碰杯了。

“为了星际的和平，”莫尔顿教授说，“愿人间再也没有人扮演我们曾经的角色。”

背景是二百年前、四十万公里以外的壁画风景，人物是一名间谍和一名反间谍——他们举酒共饮。两人心里充满了回忆，不过这回忆里已经没有了苦涩。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来说，故事都已经结束了。

莫尔顿引着萨德勒穿过走廊，经过静静的喷泉，看着他安全地踩上滚滚向前的地面，向着中心广场的方向去了。莫尔顿回房的路上，徘徊在芬芳的小花圃之间，一群嬉笑的孩童从“第九区”操场上奔出来，他几乎被他们撞倒了。走廊里回响着他们刺耳的笑闹声，接着，他们又像一阵风一样远去。

莫尔顿教授望着他们向着光明而没有纷扰的未来奔去，脸上露出微笑——那样的未来，他也曾为之出过力。他得到了很多安慰，这一点则是其中最深切的。在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未来，人类再也不会自相残害，变得支离破碎了。因为就在他的头顶，在中心城穹顶的外面，月球的无尽宝藏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太空，流向人类安家立业的各大行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