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让他把欧美游历二十年的所感所悟写下来，以向国人介绍西方，因其国学不显，还特意吩咐由辜鸿铭则代其润色。

就这样从那天起，唐浩然便闭门于舱室中开始动手写起这本书来，书名自然叫做《大国的崛起》，这也就是在按照回忆书写着大国的崛起时，唐浩然才恍然忆起在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的特殊之处。

此时满清王朝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中央帝国前所未有的和世界局势联系在了一起。4年前中法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人们也隐约的认识到了要变革，否则各国列强轮番打过来。于是举国上下便有了大办洋务的共识，这才有了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督办南北铁路之事，尽管张之洞是慈禧扶植起来以抗衡湘军和淮军势力的人物，当然这是满清的平衡之道，欲借张之洞兴办洋务，抗衡李鸿章等人主导洋务的局面，但在另一方面，现在即便是曾主导朝廷的顽固保守派亦赞同大办洋务，而张之洞即是其中的代表，同时亦主张了解西洋。

别人为什么强盛，“我大清”为什么老是挨打赔款，在过去数十年间早已成了士大夫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的人闭上眼睛当鸵鸟，仍然沉浸在中央帝国的迷梦当中，却有更多的人想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以在欧美游历十年的经历，写下了《西事记闻》向国内介绍西方的书籍。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贤臣正是通过其所著之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进而兴革国内事物。象国民教育这样的政策，基本就是从西事记闻当中直接照抄的。

而反观这会的“我大清”，还在几十年当中抱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说事，这本不仅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大概就是船坚炮利之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谬误极多。在这十九世纪末最关键的二十年当中，中国竟然没有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研究西方的书籍问世！

就算有了同治五年，出使泰西诸国斌椿，将旅西所见著有《乘查笔记》一书，进而刊于京师，虽说其更倾向于猎奇，且对西方观感全流于表面，却也是一时通国传观，抄襄阳播掿之词者，顿为纸贵。

如张之洞、李鸿章为首的士大夫阶层不是不需要这类书，否则也不会有《乘查笔记》的洛阳纸贵。这会的统治阶层也极端需要通晓洋务的能员，结果能用的，不是译书局培养的只会洋文的翻译，就是很少几个当年的留美幼童。很难谈得上了解当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