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现在，面对这一事件，唐浩然却犹豫了，甚至动起了“为什么还会冒出来”的念头。

这倒不是因为唐浩然身居总督之位，而是因为现在自己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并不希望有人破坏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打破了眼下的平衡。那怕这平衡只是两江，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地区，可就是这个地区，对于关内的平衡而言，却又是极为重要的——刘坤一是张之洞的支持者。

当然这未尝又没有私心，震动全国的“杭州起义”已经把谭嗣同定格于“民族革命者”的身份，甚至称其为“革命领袖”也无不可。以至于即便是在东北，提及反满人们必会谈起这位“革命者”，甚至就是自己刻意冷落的如唐才常之流，在东北亦享有一定的声望，更何况是谭嗣同这位“打响第一枪”的“革命者”。

而这种局面却是唐浩然所不乐意看到的，毕竟自己才是真正的“领袖”。未来的中国应该是由自己去主宰，而不是他谭嗣同。更重要的一点是，外人对自己的挑战也不是唐浩然所能接受的，所以才会这般的纠结。

尤其是在儿子出世后，在看到他的那一刻，作为父亲，唐浩然的内心深处便升涌出一种从未曾流露出的**，那是对权力的**与渴望。也就是从那天起，自己所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穿越者的责任与担当，同样也有一个父亲的责任。

也正因如此，在谭嗣同的消息传来时，唐浩然才会表现出现在的这种玩味，甚至这种态度不仅仅局限于他一个人，东北官场上对于谭嗣同的消息，都表现的极为冷淡，即便是深知其与唐浩然友谊极深的宋玉新，也是装聋作哑，全不问其生死。

在唐浩然的经心构建下，东北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权威或者声望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没有二把手，无论是军队也好，政府也罢，都没有实质上的二把手。可如果谭嗣同来到东北呢？

无疑，其将会对自己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尽管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但作为一名政治家，唐浩然自然明白，面对威胁应该如何应对，必须要提前消弥于无形。

在这种情况下，唐浩然反倒好奇李幕臣的想法了。

“处置？东北地处关东，而赣州远在江南腹地山区，纵是府中有心相助，又能如何？”

在道出这句话的时候，李幕臣稍注意了一下大人，见其表情没有多少变化时，方才放下心来，他之所以敢说出这番话，是因为去年府中对“杭州”一事的态度——在其遭受重创后，以停止援助的方式，换取了他们撤出杭州，从而与关内各督达成了妥协。换句话来说，就是用“革命者的血”与“关内愚顽”达成了协议。

当然革命志士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唤醒了民众，即便是如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愚顽也受其影响，与满清朝廷成半决裂之势——当然，这只是将来写在史书中的说法罢了。可有时候，人们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借口。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借口，往往会成为最后一块遮羞布。

对于这块“遮羞布”唐浩然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而是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当然，这绝不能成为借口，毕竟在反满事业上，我们同他们是一致的，老师与谭先生，同样也是一致的，所以，我想情报局会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渠道给予他们以支持，只是……”

话声微微一顿，见大人没有说话，心知自己赌赢了的李幕臣，又继续说道。

“赣州远在江南腹地山区，周边尽为愚顽把持，而福建更为满清所把持，欲支援他们，恐怕会颇费周折……”

“周折总是不可避免的！”

唐浩然微微一笑，看着李幕臣说道。

“可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支援内地同仁志士的心……内地与浙江不同，整个地区到处都顽固的保守势力……我们在支援他们的时候，恐怕需要远远躲开那些可恨的眼睛……还有福建，现在的闽浙总督崧蕃是旗人，他可是带着一协的八旗新军上任的，旗人与革命者之间自然是死敌，这种人又岂会坐视我们对民军的支援？”

实际上，这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张之洞也好，李翰章也罢，他们都不会坐视民军的壮大，但但是崧蕃却不介意其壮大，只要不对其构成威胁，作为唯一效忠朝廷的地方总督他自然乐意看到民军与地方实力派之间自相残杀，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只有稍微使些手段，完全可以在福建开辟一条支援民军的秘密通道，正如另一个时空中在那一地区利用军阀间矛盾生存下来的革命者一般。如果说，自己现在给这个时空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恐怕就是造成了各自割据一方的事实，而这也为谭嗣同等人开辟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当下的这种地方割据，就绝不可能有根据地开辟的可能。

“走，陪我一起到后院走走，坐得太久，身子有些麻…….”

所谓的后院，实际上总督府后方的那座西式的园林，平整的精心维护的草坪就像绿色的毛毯一般。沿着铺满鹅卵石的园间小道在绿地间走着。中秋的气候略带着一些凉意。

“万丈高楼平地起……”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唐浩然道出了这样一句话来。

“也许在几十年后，对于今天人们会有很多疑惑，他们也许会觉得，现在的东北或许有能力入关，有能力推翻满清的统治，甚至还会有人质疑去年的杭州一事上，我们的立场……”

唐浩然解释着，作为一个后来者，他又岂不知道历史的多面性，每一个人、每一段历史从不同的方面去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