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子里突然热闹起来。几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回来，看到寨子里的陌生人，立即警惕地停下车。其中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盯着调研组看了几眼，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秦卫东低声对罗建国说：“罗书记，这几个人有问题。他们的摩托车是缅甸牌照，但人应该是本地的。”

罗建国点点头，示意民警小刀过去问问。小刀用傣语和那几个年轻人交谈，对方爱答不理，很快就骑车走了。

“他们说是在对岸的赌场当保安。”小刀回来汇报，“但我看不像，太年轻，而且眼神飘忽。”

林枫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半。他对岩摆说：“岩摆支书，能不能找几个村民，我们开个座谈会？就在寨子里的公房。”

“我试试。”岩摆有些为难，“但很多人不敢说话。”

“告诉他们，我们是省里派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说，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

公房是寨子里最大的一栋竹楼，平时用来开村民大会。调研组到达时，只来了七八个老人和妇女，年轻人都没露面。

座谈会开始，林枫让岩温主持。老人们一开始很拘谨，问什么都说“挺好”“没问题”。直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突然站起来，用傣语激动地说了一通话。

岩摆翻译：“他说，他的孙子去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跟人说去昆明打工。结果到了昆明就被拉到缅甸去了，现在生死不明。他去了镇上派出所，派出所说跨境了没办法。去了县里公安局，公安局说立案了但破不了。他就想问，政府到底管不管我们边民死活？”

这话像一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面，其他村民也开始纷纷发言。有的说家里土地被征用补偿款迟迟不到位，有的说孩子上学要走十几里山路，有的说生病了去镇上医院太远太贵，还有的说寨子里的水渠坏了两年没人修……

问题一个接一个，涉及民生、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社会治安方方面面。林枫认真听着，让马文远详细记录。周明远、李悦、秦卫东等人也都在各自的笔记本上飞速记录着。

座谈会开了两个小时，村民提出的问题有四五十个。最后，林枫站起来，用诚恳的语气说：“乡亲们，今天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都记下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保证，你们反映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认真研究，想办法解决。可能有些问题需要时间，但绝不会不管不问。”

他顿了顿：“特别是年轻人被骗到缅甸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就要重点解决的。请大家相信，党和政府绝不会让边民生活在恐惧中，绝不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散会后，林枫让调研组在寨子里再转转，他自己和岩摆走到寨子边上的一处高坡。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边境线，看到河对岸的山林和隐约可见的建筑。

“那些建筑是什么？”林枫指着对岸。

岩摆沉默了一会：“赌场，还有……听说是什么园区。白天没什么动静，晚上灯火通明。”

“你们这边有人过去上班？”

“有。”岩摆的声音很低，“有的是被骗，有的是自愿。那边工资高，干一个月顶这边干半年。虽然知道可能犯法，但……太穷了。”

穷。这个字像一根针，扎在所有人心上。

晚饭是在寨子里吃的，岩摆家准备的傣家菜——竹筒饭、烤鱼、野菜汤。吃饭时，林枫让调研组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观察和想法。

周明远先开口：“林书记，我看核心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寨子太穷了，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才会被高薪诱惑。要解决跨境犯罪，必须先解决边民的生计问题。”

李悦教授说：“我观察到寨子的通信条件很差，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这可能是电诈活动能在这里滋生的原因之一——信息闭塞，村民对电诈手段缺乏了解，也难以及时获取预警信息。”

秦卫东从公安角度分析：“寨子里有明显的‘眼线’，那几个骑摩托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我建议在边境村寨建立情报信息员制度，把工作做到最基层。”

罗建国补充：“还要加强边境巡逻，特别是夜间巡逻。但光靠堵不行，得有疏导。”

岩温作为本地干部，说得更实在：“林书记，版纳这样的边境村寨有上百个，情况都差不多。要解决问题，得从州里、省里层面出台系统性政策。比如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提高边民补贴标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越来越深入。但越讨论，越发现问题的复杂性——这不是单一问题，而是民生、发展、安全、民族、外交等多重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系统性难题。

晚饭后，调研组在公房二楼打地铺休息。条件简陋，但没人抱怨。

夜里十点，林枫还在油灯下整理笔记。马文远走过来，低声说：“林书记，岩摆支书刚才悄悄告诉我，寨子里可能不止那几个人在对岸，至少还有十几个年轻人。但家属不敢说，怕被报复。”

“知道了。”林枫在笔记本上写下“恐惧心理”四个字，又重重画了个圈。

这时，秦卫东拿着卫星电话过来：“林书记，州公安局报告，今天晚上在对岸靠近曼嘎村的位置，监测到异常无线电信号，疑似电诈窝点在活动。”

“能定位吗？”

“精度不够，只能确定大概范围。”

林枫走到窗边，看着对岸黑暗中的山林。那片黑暗中，可能正有犯罪在发生，可能正有同胞在受苦。

“明天一早，去河边看看。”他说。

第二天清晨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