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听说您们徒步走了十几公里山路，真是辛苦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便餐，您们先休息一下……”

林枫打断他：“段书记，饭就不吃了。咱们直接开个短会，不要会议室，就在院子里，找个树荫就行。你们班子成员都在？各局的一把手呢？”

段书记愣了一下：“都在，都在。不过林书记，您一路辛苦，要不还是先休息……”

“不休息了，时间紧。”林枫已经走向院子角落的一棵大榕树，“就在这儿吧，搬几把椅子就行。”

十五分钟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会在大榕树下开始了。县里四套班子成员、各局委办一把手三十多人，加上调研组十二人，四十多个人围坐在一起。没有主席台，没有发言席，连瓶装水都是最普通的矿泉水。

林枫开门见山：“段书记，我们不听汇报材料，就聊实际情况。盈江县的边境治理，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段书记显然没料到这种开场，调整了一下坐姿才说：“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警力不足。咱们县二百多公里边境线，公安民警只有二百多人，边境管理大队一百多人，加起来三百多人，平均一公里不到两个人。还要负责县城治安、刑事案件……”

“除了警力，还有其他困难吗？”

“还有就是边民生活困难。”段书记这次回答得流畅了些，“边境村寨多数在山里，耕地少，产业单一，年轻人留不住。虽然我们搞了些特色种植养殖，但规模小，市场不稳定……”

“我听说有些年轻人去缅甸挣大钱，回来盖新房，有这事吗？”

这个问题抛出来，现场气氛明显一僵。段书记的表情有些不自然：“这个……确实有。但我们教育引导群众，要走正路，不能干违法的事。”

“怎么教育的？有效果吗？”

“我们搞法治宣传，发宣传册，开讲座……”

“那些盖新房的年轻人，去听过讲座吗？”

“这……”

林枫不再追问，转向县长：“县长同志，边境村寨的基础设施，现在是什么水平？比如道路、通信、饮水、医疗、教育。”

县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刀，景颇族。她翻开笔记本：“林书记，全县三十七个边境村寨，通硬化路的二十一个，通自来水的十八个，通4G网络的二十五个。每个村都有卫生室，但医生多数是村医，水平有限。学校的话，有二十三个村有小学校，但师资力量弱，很多老师不愿意长期在边境工作……”

数据很详细，但林枫听出了弦外之音——还有十六个村没通硬化路，十九个村没通自来水，十二个村没通4G网络，十四个村没有小学校。

“这些没通的，预计什么时候能通？”

刀县长犹豫了一下：“按照现在的投入力度，估计还要三到五年。主要是资金缺口大，县里财政困难，靠上级转移支付，但分配到边境地区的有限……”

“一年县财政总收入多少？”

“去年是八点七亿。”

“支出呢？”

“二十二亿。”

巨大的缺口。林枫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数字，又问：“边境村寨人均年收入多少？”

“统计局的数据是九千八百元。”

“实际呢？”

刀县长沉默了。

现场会开了两个小时，林枫问了十几个问题，每个问题都直指要害。县里的干部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无奈，再到最后几乎麻木——问题太多了，困难太大了，不是不想解决，是实在力不从心。

散会后，林枫让县里干部都回去工作，只留下段书记和刀县长。三个人沿着县委大院慢慢走。

“刚才会上，有些话我没说透。”林枫停下脚步，“我知道你们有难处，县财政困难，上级支持有限，边境情况复杂。但这不是不作为的理由。”

段书记想解释，林枫摆摆手：“我不是批评你们。我是想说，接下来省里会有一系列动作，边境治理要上升到省级战略。但省里的政策再好，最终要靠县里落实。你们要做好准备，接下来任务会很重，压力会很大。”

刀县长眼睛一亮：“林书记，省里真要加大投入？”

“不仅要投入，还要改革。”林枫说，“但现在还不能细说。你们当前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对全县边境村寨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摸清底数——有多少人出境未归，有多少家庭生活困难，有多少基础设施缺口。要真实数据，不要修饰过的。”

“第二，以县委名义起草一份报告，直接报省委。就讲困难，讲问题，讲你们最需要什么支持。不要怕暴露问题，问题暴露出来才能解决。”

段书记和刀县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希望。他们知道，这位新来的省委书记，是动真格的了。

下午四点，调研组离开盈江，前往此行最后一个点——怒江州。那里是滇省边境线最长、条件最艰苦、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

车上，林枫翻开笔记本，写下盈江之行的记录：

“6月12日，盈江县。主要发现：一、边境管控存在警力严重不足问题（人均负责边境线长度过长）；二、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近半数村寨未通硬化路、自来水、4G网络）；三、边民国家意识淡薄，存在‘犯罪致富’不良示范；四、基层干部有畏难情绪，但仍有干事意愿。”

“新思考：边境治理需要省级层面统筹。单一县级财政无力承担基础设施投入，需建立省级专项资金；警力不足问题需创新机制（如扩大边境辅警队伍、发动民兵参与）；价值